正如我们很久以前从麻省理工学院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了解到的， 罗伯特·M.索洛，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学习和创新驱动，而不仅仅依靠储蓄和资本积累。归根结底，经济进步取决于创造力。因此，当今发达经济体对“长期停滞”的担忧，使许多人开始思考如何激发创造力。
近来，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最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刺激，例如赤字支出。毕竟，人们在积极行动时最有创造力，而不是失业时。
另一些人则认为，刺激措施与经济活力重振毫无关联。正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最近所说，欧洲需要的是“政治勇气和创造力，而不是数十亿欧元”。
事实上，两者我们都需要。要促进经济活力，我们既需要凯恩斯主义刺激，也需要其他鼓励创造力的政策，尤其是促进稳健金融机构和社会创新的政策。
在其2013年出版的著作 《大众繁荣》中， 埃德蒙·菲尔普斯 提出，我们需要促进一种“保护并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表达的文化，而这些正是推动一个国家本土创新的力量”。他认为，一种被称为法团主义的公共哲学扼杀了创造力；只有彻底改革我们的私人机构，包括金融机构，才能恢复个性与活力。
菲尔普斯强调，法团主义思想由来已久、影响深远，其源头可追溯至《新约》的作者圣保罗，他最多撰写了14卷书。保罗以人体（拉丁语为 corpus）比喻社会， 暗示 ，健康的社会如同健康的身体，必须保全每个器官，不允许任何一个消亡。作为一种公共政策信条，法团主义逐渐意味着政府必须扶助社会的所有成员，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既支持经营失败的企业，也保护现有就业岗位。
据菲尔普斯所说，教皇利奥十三世在其1891年的通谕 《新事》中倡导法团主义观点，教皇庇护十一世又在其1931年的通谕 《四十年》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些思想。但读过这些著作后，我并未发现任何经济学说有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表述，基本的公平观念和基督教慈善精神除外。
事实上，对 书籍语料库 Ngrams 的检索 显示，“法团主义”一词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流行，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广泛通行。该词似乎最常被批评者使用，他们往往借此谴责已经消亡的法西斯主义哲学，或由推崇“新”法团主义某些要素的人使用。
可以肯定的是，法团主义思想的某些要素至今仍然存在。那些未必主张政府应保护经营失败的企业或冗余员工的人，也仍怀有某些同情态度，而这些态度往往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
从历史上看，推动法团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古斯塔夫·勒庞1895年出版的著作 《乌合之众》；该书创造了“群体心理”和“集体心智”这两个术语。对勒庞而言，“群体中的个人”——不仅指街头愤怒的人群，也包括其他心理上相互关联的人群——“不过是沙粒中的一粒，会任由风随意吹动”。
勒庞认为，群体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使其摆脱天生的疯狂，并将其转变为辉煌、强健、卓越的文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从他的著作中汲取灵感，并将他的思想融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这些思想并未随着那些政权的覆灭而消亡。
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纪，“群体”一词的含义及其政治意涵已全然不同。众包和众筹创造了新型群体，是勒庞从未能想象的那种群体。
正如勒庞所强调的，个人难以成就伟业。他们需要在组织中协同行动；这些组织能够引导群体心理、促进创造力，并由正直的人领导。
然而，任何此类组织技术都容易出错，也需要经过试验。2001年，众包平台维基百科创立之初，其成功并非显而易见。即使是其创始人之一吉米·威尔士，也觉得 有点难以置信：“只要开办一个网站，让人们参与工作，这竟然就能成功，真有些令人惊讶。”
美国的 《创业企业融资法》（JOBS Act）促成企业真正实现众筹，由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于2012年签署成为法律；这同样是一项试验。许多批评者认为，该法会导致天真的投资者遭到剥削。我们仍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也不知道这项试验会有多大成效。但如果《创业企业融资法》未能成功，我们不应放弃这个想法，而应尝试对其加以修改。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某种能够促进世界广大民众协同创造性行动的经济制度。这些制度不应是由中央领导人主导的法团主义制度，而应从现代群体灵活多变的行动中汲取力量。
其中一些行动势必具有颠覆性，因为组织的惯性可能使其延续到不再有用之后。但与此同时，也必须保持足够的连续性，让人们能够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未来托付给这些组织。承认有必要试验并设计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公平与同情。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
合作发表。作者：罗伯特·J.席勒，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美国房价凯斯-席勒指数的共同创制者。
图片：2014年4月19日，公众在布里斯班使用移动设备拍照。路透社/菲尔·诺布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