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假扮成男人，而这个男人又假扮成女人。三重身份综合征？并非如此，这其实是布莱克·爱德华兹（Blake Edwards）诙谐音乐电影《维克多／维多利亚》的主人公。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巴黎。维多利亚是一位穷困潦倒的女高音歌唱家，她决定以名叫维克多的同性恋男子身份在歌舞厅演唱；而维克多又扮成女性。维多利亚很快便大获成功，吸引了男女观众。“喜剧桥段和音乐曲目中穿插着一些出人意料、颇为敏锐的观察，涉及性别观念、歧视以及两性之争。”（1）
除了能享受一段愉快时光，这部电影或许还会让我们思考：当我们设身处地站在与自己性别、文化、种族或宗教背景不同的人立场上时，如何改变自己的偏见。你是否曾认真尝试在脑海中置身于他人的身份之中，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一些公司和商学院会进行这种角色扮演练习，以认识到如何重视并尊重多元化。
我们的身份是如何形成的？婴儿时期，我们首先开始认同家庭、群体、国家或地区。此后，这种依附纽带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巩固，并体现为对特定群体的习俗、兴趣、爱好乃至饮食的偏好。对我们许多人而言，感到自己属于某个群体，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自我认同由种种要素构成，它们共同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
有趣的是，对于在不同国家长大的孩子，例如外交官或外派高管的子女，他们对单一文化或群体的归属感往往较为薄弱。此外，童年或年少时曾四处旅行的人，通常对不同文化更感兴趣，包括那些与自身文化相距甚远的文化。研究显示，接触过不同文化或对其他社会表现出兴趣的孩子，相较于在同一地点长大、觉得自己与本土环境紧密相连的孩子，往往具有更强的领导能力。（2）近代史上一个有力的例子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他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印度尼西亚度过，之后又在美国多个城市长大。我们的群体归属感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属性，是我们从幼年起通过教育习得的习惯；有趣的是，我们的灵长类近亲也表现出这种习惯。
有鉴于此，我想讨论三个与归属感和创业及领导素质之间关系有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归属感是一种文化习惯，而非天生如此，因此可以改变。例如，在教育早期培养我们生活在全球共同体中的意识，出国旅行或生活，或者培养孩子对不同或陌生文化的兴趣。拓展这种更广阔的归属感，我相信，能激发我们的领导力，以及成年后的人际交往和跨文化社交能力。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在一生中持续改变归属感，直至成年并贯穿成年时期。例如，通过大学交换项目出国留学；或者在职业生涯中，我们可能被派往另一个国家或大洲，与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开展业务。
克服归属感局限的另一种方式，是在人生某个阶段改变所从事的行业或任职的公司。若允许我以自身经历为例：我取得了法学学位，博士研究方向是道德哲学，也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业——这是三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同时，我曾在大学任教，教授过从哲学到商业战略等不同学科；也曾担任顾问、出任董事会成员，并担任学术管理人员。我不认为自己严格来说是一名律师，也不认为自己纯粹是学者，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职业背景是融合型的、不循常规的。别人问我的职业时，我通常回答“教育工作者”，这个答案有时会让人觉得困惑。
无论如何，我相信，职业生涯中的这些不同面向，帮助我对自己从小便一直想投身的工作——教学——形成了多维视角。我也看到了背景多样的专业人士所具备的优势，无论他们从事教育还是其他领域；因为我认为，丰富多样的职业经历，尤其是涉及不同文化的经历，能够激发创造力、创新力，以及鼓励跳出框框思考的态度。
与其追求专业化，我给年轻专业人士的建议是选择半专业化，这种做法能让我们对其他职业机会保持开放。例如，我认为，一位拥有金融学博士学位的人，如果只在相关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只参加与自己学科相关的会议，并且只与同一领域的其他学者交流，其职业视野将极其狭窄且循规蹈矩，只会抑制创新。
同时，我并不是建议我们摒弃学术界或其他行业内传统的认可和晋升渠道，但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对各种做法保持开放；这些做法既能帮助我们转变工作，也能适应我们所处环境的变化。基于僵化晋升结构的职业过度标准化往往会压制创造力，进而导致停滞；而打破这种局面的，可能只有体系中偶尔出现的天才。
第三个问题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在多大程度上淡化了年轻人的归属感。通过领英（LinkedIn）等平台与来自不同、往往相距遥远的地方的朋友和同事交流，有助于提高我们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尊重，同时帮助我们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社会及其价值观。
说到这里，读者很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鼓励大家思考如何将归属感拓展到传统群体之外。毕竟，正如灵长类动物的行为所显示的那样，寻求相似性难道不是受生物学和自然本能所驱动吗？在职场中寻求与他人的相似之处，以及在个人生活中寻找共同点，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基于大量研究，我认为，拥抱多元化，培养一种对全人类的归属感，不因他人的宗教、文化、族裔、性别、性取向或阶层而有所区别，有助于发展情商；在此过程中，它能增强我们对创新和创造力的开放态度，以及培养各种其他美德，而这些都只会促进人际关系和职业成功。同时，这种做法能够传播宽容，鼓励人们尊重理解世界和践行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美好生活的多种方式。
如前所述，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一生中培养更广阔的归属感。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有益做法，拓展个人视野：
– 通过国际媒体了解海外时事，阅读有关远方文化的书籍，并观看纪录片，让我们更贴近世界各地的多元情境。
– 通过面对面交流或社交网络，与来自其他文化和环境、思维方式、外表或生活方式与我们不同的人建立关系。
– 在讨论中承担不同角色，或提出与自己观点相反的想法。教育领域越来越多地采用这种方式：辩论参与者会被分配与现实生活中身份不同的身份，例如来自遥远文化、属于另一种性别或性取向；也可能被要求捍卫与自身利益明显不同的个人利益。
拥抱多元化会丰富你的身份认同，提升你的人际交往能力。追求相似性会使个性变得贫乏，限制我们的知识，而且还很乏味。
注释
（*）谨以此文纪念IE商学院MBA毕业生哈维尔·阿图罗·卡梅洛（Javier Arturo Camelo）——他于上周五毕业——以及他的母亲米丽娅姆·马丁内斯·德·卡梅洛（Miriam Martinez de Camelo）。他们二人昨天在突尼斯的恐怖袭击中遇难。哈维尔作为杰出学生和卓越之人的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借此机会，我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它们给世界各地太多家庭带来极度痛苦和悲伤。
（1）珍妮·贝克（Jeanne Baker），见 http://www.imdb.com/title/tt0084865/plotsummary
（2）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与艾玛·拉斯金（Emma Laskin），《领袖心智：领导力剖析》（Leading Minds. An Anatomy of Leadership）（纽约：Basic Books，2011）；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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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圣地亚哥·伊尼格斯（Santiago Iniguez）是IE商学院院长。
图片：2014年3月21日，达加夫皮尔斯俄罗斯文化中心内，画绘的俄罗斯套娃（俄罗斯嵌套娃娃）。路透社／Ints Kaln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