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似乎确信，近期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的飙升很快就会体现在GDP增长、企业投资、消费和工资等“硬数据”上。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并不那么确定。他们的疑虑是否有根据，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引发了经济乐观情绪高涨，因为他承诺，其政府将大力推行一套三管齐下的政策：放松监管、减税与税制改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乐观情绪，因为这表明特朗普不会遭遇巴拉克·奥巴马在其总统任期大部分时间里面临的那种令人瘫痪的政治僵局。
企业和消费者信心高涨，反映出一种深植于美国人心理的假设：放松监管和减税总能释放具有变革性的、推动增长的创业活力。（对一些美国以外的人来说，这种假设有时看起来近乎盲目信仰。）
当然，情绪可能朝两个方向变化。正如特朗普那样的“亲商”立场能够提振信心，甚至可能过度提振，领导人被视为“反商业”也可能导致信心下滑。由于情绪会影响实际行为，这些变化可能产生深远影响。
在其开创性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动物精神”称为“人性的一个特征：我们很大一部分积极活动所依赖的是自发的乐观，而非数学期望，无论这些活动关乎道德、享乐还是经济”。曾领导通用电气20年的杰克·韦尔奇就是一个例子：他曾表示，自己许多重大的商业决策都是“凭直觉”作出的，而不是依据分析模型或详细的商业预测。
但情绪并不总能准确反映实际经济走势和前景。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J·希勒所指出的，乐观情绪可能演变为“非理性繁荣”，投资者由此将资产估值推高到脱离经济基本面的水平。这些估值或许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在高位，但情绪对企业和经济的推动终究有限。
迄今为止，市场对特朗普胜选的狂热反应——美国所有股票指数均多次创下历史新高——尚未反映在“硬数据”中。此外，经济预测人士对增长预测仅作出了小幅上调。
股票投资者因动物精神高涨而试图抢先押注经济表现可能回升，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他们的工作就是预判实体经济和企业部门的变化。无论如何，他们相信，如果预期改变，自己能够迅速调整投资组合。
投资新厂房和设备的企业则并非如此；在政策宣布开始转化为实际政策之前，它们不太可能改变行为。但它们等待得越久，对经济活动和收入的刺激就越弱，消费者也就越需要依靠减少储蓄来将乐观情绪转化为对商品和服务的实际购买。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界正等待一份明确的时间表，说明政策宣布如何进一步形成详细方案并得到持久落实。政治谈判和权衡往往会造成延误，而在此情形下，政策实施顺序的决定可能加剧不确定感。特朗普政府决定从医疗改革着手——这本就是美国政治中复杂且极具分歧的问题——可能因此失去部分政治善意，而这些善意或许是推行市场所期待的财政改革所必需的。
即使经济数据出现回升，如果特朗普政府不推进提升长期生产率的政策，这种回升也未必能够持续，例如教育改革、学徒计划、技能培训和劳动力再培训。特朗普政府还必须避免采取保护主义贸易措施，以免扰乱生产者和消费者跨境价值链的“意大利面碗”式网络。
如果对美国经济信心的提升没有转化为更强劲的硬数据，那么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未能达到预期，可能导致金融市场情绪转为低迷，加剧市场波动并压低资产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引擎可能熄火，使整个全球经济遭受冲击；如果这些经济挑战促使特朗普政府实施保护主义措施，后果尤其如此。
美国具备相对坚实的基础，有望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的确，特朗普政府激发了经济的动物精神，为私营部门承担大量推动增长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但仍有更多工作要做。除非特朗普政府能够与配合的国会良好合作，尽快将激励市场的意图转化为经过审慎校准的行动，否则滞后的硬数据可能会削弱信心，形成远超金融市场波动范围的逆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