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益创业原则的弊端

《精益创业》是Eric Ries所著的畅销商业书籍，已在17个国家掀起全球性变革，拥有众多追随者。其原则已被早期创业企业、《财富》500强企业，甚至美国政府所采纳。其核心原则是尽早测试“最小可行产品”，并收集信息以进一步微调开发。其理念在于降低产品开发过程中的风险。

但根据Andrea Contigiani撰写的一篇题为“Experimentation, Learning and Appropriability in Early-Stage Ventures”的研究论文，早期市场测试也存在弊端。Andrea Contigiani是Mack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的研究员，同时也是沃顿商学院的博士候选人。通过发布早期版本的产品，企业可能面临竞争对手模仿的风险。他接受了Knowledge@Wharton的采访，探讨了早期市场测试何时弊大于利。

以下为经编辑的对话文字稿。

Knowledge@Wharton：您为何选择这一特定主题？

Andrea Contigiani：我一直对创新相关的问题很感兴趣，因此在选择博士论文主题时，我希望找到一个真正具有影响力、业界从业者会关心的题目。

我四处奔走，尽可能多地采访了人，既包括庞大的沃顿校友群体，也包括费城的初创企业圈。……很明显，大多数人都非常重视成为精益创业者。实验、创建最小可行产品、战略转向（pivoting）等，是最常被提及的内容。

我非常熟悉《精益创业》这一理念，但我并未完全意识到它对商业和创业所产生的影响。它确实称得上一场小小的革命。美国政府甚至通过一项名为I-Corps的计划，要求其资助的企业采用精益创业方法论。

关键词“精益”已真正成为各行各业商业语言的一部分，而不仅限于初创企业。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因此我希望借助数据来检验（并验证）这一话题。

Knowledge@Wharton：稍微回溯一下，您提到的那本书是 《精益创业》。您能否为我们的听众简要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Contigiani：当然。《精益创业》［描述］了一种经营方式。它不仅适用于早期企业，也适用于所有从事创新的人，包括大型企业、非营利组织，甚至政府。

关于《精益创业》的核心，本质上是（尽早）进行实验，而非在执行前试图厘清你的业务与产品的每一个细节。其理念是……尽快获取市场反馈……该书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用工具， 《精益创业》所建议的工具，主要包括最小可行产品（即可借此获取反馈的产品早期阶段）和转向（即在获得用户反馈后调整产品）。这是它的两大创新。总体而言，这一理念有助于企业更有效地创新。……其中大部分《精益创业》的［方法论］源于创业者Steve Blank与Eric Ries在过去10至15年间所做的杰出工作。

去年我在旧金山参加了一场《精益创业》大会，Eric在会上推介了他的最新著作《The Startup Way》。与他此前的著作相比，最大的变化在于，他如今试图向各类企业而不仅是初创企业讲授如何进行精益创新。我认为，［精益原则］已带来商业领域的根本性变革。

Knowledge@Wharton：我了解到，您的研究实际上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请您介绍一下研究的目标是什么，以及研究的一些参数设定。

Contigiani：正是我希望通过研究做到的。［精益构成了一套极具价值的理念］。我试图检验这些理念，看看数据对它们有何说明。尽管我确信精益具有某些根本价值，但研究中我们通常所说的“边界条件”大概是存在的。

在某些情形下，采取精益方式可能是最优选择，而在另一些情形下则未必如此；而且在那些情形中，如果想要采取精益方式，可能还需要配合其他策略才能奏效。因此，我希望尝试理解这些边界条件。

我采取的第一步……是考察创新学术文献中长期被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占有性（appropriability）。［基于这一视角，］我出于实证研究的目的，考察了美国知识产权环境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即［影响］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Alice Corp v. CLS Bank International。（Alice使软件行业部分领域（主要是商业软件）的专利申请效力有所下降。）

这一［裁决］十分重要，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对软件行业某一细分领域专利的看法。它影响了部分从事软件业务的企业，但并非所有软件企业。它实际上改变了部分企业的可占有性。研究这些企业在该背景下的做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可占有性如何在实验中发挥作用。

Knowledge@Wharton：您能否解释一下您所说的可占有性，以及您在论文中提到的正式知识产权与非正式知识产权这两个术语的含义？

Contigiani：可占有性是创新学术文献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源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战略学者David Teece的研究。此前和此后的大量研究都为这一［思想体系］做出了贡献。

可占有性本质上是企业从其创新中占有［或保留］价值的能力。如果你是一名创新者——无论你是大型企业、小型企业还是发明人——当你创造出一项创新时，其价值可能归你所有，也可能流向市场中的其他参与者，这取决于市场的结构、你所采取的战略以及各企业的反应。可占有性本质上是指你能为自己保留多少价值，也即你能占有多少。

我认为这可能是精益实验的一个重要边界条件。基本假设是……当可占有性不高时［即，由于你已有某种防御手段，你无法明确地占有创新所带来的大部分价值］，当你进行实验时，你是在自身仍然脆弱的时候向外披露产品的部分信息。

你可能会被模仿，也可能被复制。这些过程都会降低可占有性。因此，如果没有适当的防御策略，实验可能会削弱你的可占有性。当然，知识产权（IP）发挥着根本性作用。有人甚至会说，知识产权正是界定可占有性的因素。

知识产权主要有两种重要形式。一种是我们所说的正式知识产权，即用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工具，如专利、商标、版权，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商业秘密。尽管有人认为商业秘密未必是正式工具……但它受法律监管。非正式知识产权则是一套战略工具，即你可以采取的、用以保护创新的战略举措……例如复杂的产品、较长的交付周期［以及其他］模仿壁垒。

这是本研究的一个方面。

Knowledge@Wharton：您的研究有哪些主要结论？初创企业如何将您的发现切实应用于自身业务？

Contigiani：我基本上是通过科技杂志和社交媒体等在线来源，人工收集了1,200家软件初创企业产品开发过程的数据。我追踪这些企业，观察它们何时进行测试或实验，以及何时真正推出产品、进入市场。我想了解，在这一法院裁决Alice案出台后，这些企业的整体战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为它实际上使部分企业的专利申请［正式知识产权］变得困难得多。

总体而言，我发现了两点。一是在Alice案出台后，受影响的企业改变了战略。具体而言，它们似乎更不倾向于测试其产品，进行的实验也更少。鉴于它们无法再依靠专利保护其想法，实验变得有风险。诚然，你能从中获得学习的收益，但代价也随之上升。因此，这未必是一个好主意。

另一方面，它们似乎推出产品的速度更快。它们更早进入市场，从而能够开始获得反馈。一旦进入市场后，调整产品或转向（pivoting）会稍难一些［相较于早期测试］，因为调整成本更高。但另一方面，一旦完成这一步，你实际上也就建立了其他模仿壁垒，例如品牌效应和网络效应。因此，这种做法更为稳妥。

第二项结果更多与绩效相关。在这一点上，我考察了那些在新的后Alice案制度下大量进行实验的企业，而在该制度下它们无法真正通过专利加以保护。我发现，这种做法与绩效之间存在负相关。

在缺乏获得专利保护可能性的情况下大量进行实验的企业，获得融资的可能性较低，被收购的可能性似乎也较低。因此总体而言，这一选择似乎确实影响了绩效。

对初创企业的［实践］启示是：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中……当你选择这一［市场实验］战略时，你确实必须考虑如何保护你的发明……密切关注知识产权和可占有性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它可能会对你造成严重伤害。通过与创业者交流，我的感受是，他们确实更关注学习，而较少关注可占有性。

这一研究对经济中的其他参与者也有启示，因此我将简要谈谈。我认为这对投资者很重要。投资者似乎确实清楚这一权衡，因为我看到，那些似乎不担心可占有性的企业获得的融资较少。［但另一方面，或许他们］投资的是那些需要大量学习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正在打造非常新颖、非常全新的事物。如果是这样，你可能需要大量实验，但［你同时］还需要通过知识产权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

最后，我想谈谈对公共政策的启示，因为这或许同样重要。政策制定者显然非常重视创新。如果在重要市场或经济的细分领域中，通过知识产权加以保护确实十分困难，［实验对其十分重要的行业中的企业］成功的可能性可能会降低。另一方面，企业可能会意识到，在无法安全地进行实验的情况下，要打造创新产品确实十分困难，因此它们可能会［停止实验］，转而尝试在更为传统的市场中竞争。这将意味着经济中的创新减少。

Knowledge@Wharton：您的研究与该领域此前的工作有何不同？

Contigiani：我试图做的，是真正理解实验这一理念，并更广泛地理解精益方法论——我认为它是过去十年的一项根本性创新。世界各地也有其他一些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但我希望，至少我尝试通过几个方面使我的工作与众不同。

我整理了一套详细的数据集，涵盖企业如何进行测试、何时推出产品以及之后的表现如何……该领域的大多数其他研究使用的数据集非常小，或者主要采用案例研究。这些方法也有其十分重要的优势，但显然，若没有大样本，就很难进行统计推断。

整理这一大样本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特别想提到，我与一支出色的研究助理团队合作，他们一部分是沃顿商学院的本科生，另一部分是我在世界各地聘请的人员。

我还想提及几点更偏学术性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它们对研究具有一定价值。其一是，我尚未看到太多其他研究试图考察或利用Alice案的最高法院裁决。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我认为研究理应认真审视。就我所在的领域而言，我认为这是第一项这样做的研究。

此外，管理战略领域有两条重要的研究脉络：组织学习研究和可占有性研究。［当前文献］考察了实验中这一权衡的两个方面，［但两者］尚未得到太多结合。我的研究确实尝试将二者联系起来。

Knowledge@Wharton：您接下来将如何推进这项研究？下一步是什么？

Contigiani：我当然希望继续深入，进一步理解实验的边界条件——主要是在初创企业中，但或许也包括大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政府和［公共］政策领域。在所有这些层面上，人们都在进行创新，或许我们可以尝试探究实验在何时以及如何使创新变得更好、更有效。

有几件事情是我非常希望尽快着手研究的。我认为，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实验的边界条件需要考虑。其一是声誉。当你以最小可行产品（即早期阶段的产品或原型）过早进入市场时，这非常有帮助，因为它有助于你获得市场反馈并从中学习。

另一方面，如果反馈是负面的，虽然它有用，因为你可以及早转向，但这种反馈可能会影响你的声誉……在我看来，创业者甚至投资者似乎都没有仔细考虑［声誉风险］。我希望查看数据，看看这一问题如何体现。

几年前，杜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非常出色，考察了评级体系如何影响企业的行为和战略制定。我认为，评级体系是衡量声誉的一种非常好的实证工具。因此，我希望观察在评级体系或强或弱、或多或少有组织的一些行业中，实验如何展开，以理解实验所涉及的声誉问题。

第二部分则是真正考察学习过程本身。实验让你能够学习，但可能伴随模仿或声誉等其他成本。但实际上，学习在某种程度上才是其中最根本的部分。大量战略研究表明，学习并不容易。你可以获得信息，但未必学到了正确的东西。

这是因为存在许多类型的偏差，它们既出现在个体层面（人们的学习方式各不相同），也出现在集体层面，即团队层面。这取决于团队的结构、团队的经验，以及团队的协作方式。我们需要考察学习过程，看看如何使其达到最佳状态，从而让实验发挥良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