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是的，这确实暴露了我的年龄），一位同事硬是把我从快速晋升的高管职业道路上拉了下来，让我和她一起创办自己的公司。当时我深感焦虑，担心这最终会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事实证明，这是我得到过的最好的职业建议。
这其实是个了不起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末，我受聘于加拿大贝尔实验室（贝尔北方研究公司）多伦多分部，担任研究员。我们小组试图弄清楚，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使用的“互联计算机”会如何改变“知识工作”和组织的性质。当时，我有机会与这一领域世界上最有见识的一些人合作，其中包括杰出的数字先驱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他发明了文字处理、鼠标和超链接（以及其他东西）。
我们小组首次开展了关于技术对知识工作影响的对照实验。一半办公室沿用旧方式工作——使用电话、打字员团队、手工日历、文件柜和公司图书馆获取信息。另一半则在办公桌上配备了连接数字网络的计算机。他们使用我们开发的一套工具，进行电子邮件往来、文字处理、文档协同创作与管理、在线信息检索、个人时间管理和日历安排，以及财务规划（当时电子表格还没有发明）。
我们发现，联网组的表现更好，工作也更愉快；由此得出结论，计算机将不再局限于数据处理，而会成为人人都使用的通信工具。我很幸运能在那里工作，因为我们开展的研究领先时代15年。如今我仍怀念我们组里那些才华横溢的人。我们每天都满怀热情地来上班：到处洋溢着激情与兴奋。
1981年，我写了一本书，讲述那段经历，但销量不佳。评论家说，只有程序员才会使用计算机，因为普通人永远学不会打字。
尽管如此，我仍身处高管快速晋升轨道。两年里我获得了四次晋升，并在宽敞的转角办公室里管理着公司的整个部门。虽然我们的想法尚未得到广泛认可，但我已是公司的冉冉新星，在当时全球“数字精英”中也被视为备受尊敬的数字先驱。
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位名叫德尔·兰登 的同事劝我离开公司、成为企业家时，我觉得如此不可思议。那大约是1982年，正值一场严峻衰退，而我也即将组建家庭。这位同事竟然主张，我们应该带着部门里的十几个人另创一家公司，帮助人们应用这一类新技术——尽管这种技术当时还不存在。事实上，我们离开公司时，IBM PC尚未上市；要等整整十年，个人电脑才能以合理的方式与其他技术实现通信。
她的建议听起来简直疯了，但不知为何我还是听了进去。 如今事后回想，我可以说出当时未曾表达的理由：我们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想分享自己创造的财富；但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想要拥有尝试改变世界的自由——创造能够改变人们工作、学习和交流方式的技术。
我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我们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咨询，引领了全球最早一批联网工作站的部署。我们共同写了一本书，产生了一定影响。我们还开发了一个后来被收购的系统。首次公开募股（IPO）并没有让我们大获财富，但却带来了更多好事。最终，我们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这一篇章以不愉快的方式结束了。
但留下的遗产十分可贵——包括我们的同事后来都从事了非常有意思的工作。至于我，终于写出了一本有人读的书——1992年的《范式转变》，那时我对“市场时机”的把握开始更到位了。此后，我接连推出多本畅销书——《数字经济》《数字化成长》《维基经济学》以及另外十几本。这也促成了一些公司的成立，它们在财富创造和对世界的影响方面都意义重大。
如今，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真正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我的生活富足而有目标，远超年轻时的梦想。回首往事，转折点就是我成为企业家的那一刻。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会做出这一选择。需求是发明之母，而适合毕业生的好工作十分稀缺。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让小公司也能拥有大公司的全部能力，同时避免其主要负担，例如遗留系统建设、官僚作风、企业文化和流程。许多人会失败，就像我一样（好几次）。但对更多人来说，这一切值得一试。因此，请把这些话当作我给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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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是塔普斯科特集团首席执行官
图片：一名商人在拉德芳斯金融和商业区的滨海大道上行走。路透社/冈萨洛·富恩特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