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引发了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激增，例如恐慌性抢购和囤积被视为必需品的物资。
它揭示了自由市场的局限，一种新的理论模型为如何设计有效的供应链监管提供了见解。
设计得当的相对价格管制可以缓解短缺，并提升供应链内的利润，同时惠及企业和消费者。
2020年初，全球各地纷纷宣布隔离措施以应对COVID-19疫情，无数消费者在此时采取了看似非理性的行为，陷入恐慌性抢购模式，并在封锁期间囤积他们认为必需的物品。
货架上卫生纸和方便面被抢购一空的场景十分可笑，以至于成为了无数网络迷因。但其他短缺——即真正关键、攸关生命的物资的短缺——则绝非笑谈。
事实上，全球医护人员的生命也因以下物资而受到威胁：外科口罩、免洗洗手液，乃至呼吸器都变得几乎难以买到，或价格飙升。
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自疫情暴发以来，外科口罩价格增长了六倍，N95呼吸器价格增至三倍，外科防护服价格翻了一番。
从需求端看，恐慌消费者的囤积是削弱市场的非理性行为；而紧急情况也给供给端带来困难，企业因生产线僵化或物流中断而难以履行订单。
当然，卖家也并非没有趁机哄抬物价，即借此抬高价格以攫取更高利润。
政府如何介入以防止短缺
然而，确保医疗和防护用品等救命物资的合理分配似乎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这该如何实现？
自由市场的坚定拥护者认为，即便在危机时期，只要供需不受约束地运作，便能解决所有基本问题。
例如，仅7%的受访知名经济学家（来自芝加哥布斯商学院“全球市场倡议”小组）表示，康涅狄格州应于2012年禁止在“严重天气紧急状态”期间哄抬物价。
但疫情表明，这种市场扭曲需要政府干预。在一篇开创性论文中《疫情下缓解救命物资短缺的政府监管》，我们借鉴博弈论构建了一个新模型，以支持政府设计供应链监管措施，缓解关键救命物资的短缺。
制定此类规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因为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在全球疫情期间，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扰乱供应链的情况。
为评估何种监管最为有效，我们建立了一个模型，考察在COVID-19疫情期间多个国家实施的三类干预措施的表现：
价格管制（对零售价格的限制，例如意大利曾出现的情况）
购买管制（对购买数量的限制，如美国的报道）
混合管制（两种措施的结合，如韩国和台湾地区所采用的）
鉴于COVID-19疫情造成的严重市场扭曲和惨重的死亡人数，此类监管的有效性应仅以缓解短缺为单一目标进行评估，而非依据更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尽管我们关注的是无需补贴或其他政府支出的监管措施。
制胜之道：以混合管制防止短缺
我们的模型得出了明确结论。传统价格管制为某一商品的零售价格设定绝对上限，可能促使供应商为维持利润而增加产量（“产量提升效应”），从而缓解短缺。但低价也会导致消费者因商品更便宜而囤积更多（“囤积加剧效应”）的风险。
因此，我们提出一种相对价格管制，即对批发价与零售价之比设定上限。我们的模型表明，这种方式确实更有效地防止短缺。
此外，在单位生产成本可能剧烈波动的不确定环境下，相对定价更易于实施。因此，政策制定者若要持续跟踪变化中的市场并据此调整绝对价格管制，将极为不便。
从需求端来看，可以合理预期，需求配给（例如将口罩购买限制为每人一只）可以遏制恐慌性抢购，并确保更公平的商品分配。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主要原因在于，需求配给会显著减少总消费量，从而削弱生产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商很可能降低产量，实际上加剧了短缺。
不过，当产能严重不足且生产成本较低时（这可能发生在疫情初期），购买管制可以降低短缺率。
相比之下，混合管制——即相对价格管制与购买管制相结合——同时对需求进行配给并限制价格比率，从而兼具两类政策的优势。
它既能促进生产，又不会加剧消费者囤积，并且在产能较低时（这往往是疫情初期或早期阶段的情况）尤其能有效降低短缺率；当产能大幅提升后，应取消需求配给，仅实施相对价格管制即可进一步降低短缺率。
有趣的是，在供应链环境中，设计得当的相对价格管制可以同时降低短缺率并提高企业利润，这对企业和消费者而言都是双赢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该监管影响了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博弈，并减轻了所谓的双重边际化效应。
公共应急管理的广泛应用
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应对COVID-19疫情提供了指导，对于其他传染病的应对同样适用，因为疫情并非人类历史上的新现象，而且很可能会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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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的特别创新之处在于，它处于从运营管理视角研究传染病管理这一广泛领域，与紧急情况下政府干预领域的交叉点上。
总体而言，我们表明，设计得当的相对价格管制既能缓解短缺，又能提升供应链内的利润，这对企业和消费者双方而言都是双赢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