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多数关于全球化的报道都聚焦于其弊端，例如贸易水平下降以及“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遭到放弃。事实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现已终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是一项由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十多个环太平洋国家达成的贸易协定；美国与欧盟之间关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谈判也已停滞。
但新闻标题可能会误导人。尽管新的贸易协定可能引发争议，保护主义大获成功的可能性极低。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特朗普当选时承诺要对墨西哥和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强硬立场。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表明保护主义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行动。在欧洲，人们也普遍认可经济开放的益处，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前正在进行。
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仍相当开放，这一态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若要重新掀起支持保护主义政策的浪潮，就需要强大的利益集团组成联盟，组织一场旨在改变现状的运动。美国和欧盟的平均关税税率都微乎其微（低于3%），又有谁会支持提高贸易壁垒呢？
过去，同一行业的工人和资本家会组成联盟，游说政府实施保护措施。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提高关税可以让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而资本家在没有外国竞争的情况下仍能获得更高利润。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便是这类游说的结果；许多人认为，该法案助推了大萧条。
然而，如今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已不再一致。制造业如今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这些公司在多个国家设有生产设施。中国的情况尤其明显，美国和欧洲企业在那里进行了巨额投资。任何损害中国经济的政策也会损害这些企业。
外资企业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美国企业则是中国最大的投资者。因此，如果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进口关税（这很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严重打击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政府的大部分保护主义言论出自特朗普及其部分学术顾问，而不是那些担任内阁要职、经验丰富的首席执行官。
如今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许多企业都属于全球价值链的一环：商品在墨西哥或中国等国家利用进口零部件组装，其中最精密的零部件往往来自美国。如果这些国家对美国进口商品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出口这些零部件的美国企业将蒙受损失；在国外收取知识产权使用费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
那些主张对中国或墨西哥“采取强硬立场”的人声称，他们的目标是说服美国企业完全在美国生产产品。但组装通常是价值链底端的低技能、低工资工作。因此，对中国制造的商品加征关税只会把组装业务推向其他低工资国家，而不会让它回到美国。
墨西哥的情况也一样。美国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在美国创造高薪就业岗位几乎毫无帮助。值得注意的是，20年前曾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美国工会，并未响应特朗普针对墨西哥的威胁。
诚然，总统职位赋予特朗普相当大的贸易政策塑造权，因此不能排除他为安抚支持者而推行保护主义措施的可能性。但归根结底，美国并没有广泛支持恢复封闭边界的力量。
与此同时，欧洲正在朝相反方向发展。欧洲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中也拥有大量利益；欧盟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出口额如今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许多欧洲人将贸易视为机遇，而不是就业威胁；即使是欧洲最坚定的反全球化人士，对进一步推行保护主义也兴趣不大。
不过，既然如今几乎没有人支持逆转自由贸易，为何大型贸易协定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在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长期停滞，该行业的就业机会也迅速减少。由于这些趋势与高额贸易逆差同时出现，两者在政治上纠缠在一起，尽管大多数研究表明，自动化才是制造业在整体就业中占比下降的更重要因素。
欧洲制造业的表现好于美国。但针对TTIP的抗议仍在继续；针对欧盟近期与加拿大贸易协定的抗议则少一些。这是因为有些人反对所谓的“新”协定，认为它们会让本地标准和法规服从于贸易伙伴的标准和法规。大型贸易协定往往会引入新的健康与安全要求，这些要求引发的政治争议远远超过对原本已很低的关税进行削减。尤其是北欧国家珍视本地标准，坚决反对食用经氯消毒的鸡肉或转基因水果和蔬菜，尽管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这些生产方式会造成健康威胁。
发达经济体不欢迎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并不意味着人们普遍支持恢复保护主义。“自行车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若不继续前进就会崩溃；这一理论是错误的。欧洲决策者应无视特朗普政府发出的保护主义杂音，专注于捍卫现行全球贸易体系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