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时代，某些城市会成为全球怀抱梦想者的聚集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纽约便是如此：移民聚集在埃利斯岛，等待机会，在远离他们出生地——欧洲村庄和贫民窟——的新世界里追寻美国梦。
如今，广州便是这样的地方之一。它是世界制造业强国珠江三角洲的城市中心。广州凭借全球机遇，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
广州有大量外国人，但具体人数并不清楚。根据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中国境内约有59.4万移民，不到全国人口的两千分之一。
在某些时代，某些城市会成为怀抱梦想者的聚集地。
关于广州的人口数据众说纷纭。一份近期报告估计，2014年1月至8月，广州这座拥有约1300万至1400万人口的城市接待了305万名入境或出境外国人，其中8.6万人在广州登记居住。另一家网站估计，任何时候广州约有50万外国人。某网站称有3.4万名外籍永久居民，另一家称有4.7万名，还有第三家称有12万名。
由于官方数据保密或不明，而且广州有许多外国人属于非法居留者，确切数字无从查证。可以肯定的是，广州虽有大量外国人，无论合法还是非法、计入统计还是未计入统计，相对于庞大的中国人口而言，他们仍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这些外国人来自不同群体，从日本和欧洲的企业雇员，到来自世界各地、将中国商品出口回本国和地区的商人，不一而足。广州是采购廉价仿冒商品的重要中心，这些商品出口到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尤其是中东和非洲。广州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创业者，特别是人数最多的非洲人，在促成这类贸易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这本书中，《广州的世界》在考察广州各类外国人之后，我将探讨在穗非洲创业者的生活与贸易。2013至2014年间，我住在广州小北一带，这里是许多非洲和阿拉伯居民的工作中心与休闲去处。我从“底层全球化”的视角考察这些创业者——这不是由律师团队和广告预算支撑的跨国公司全球化，而是商人少量进货、游走于法律监管之外，在不同大陆贿赂海关人员，再把货物运回家乡交给摊贩和街头小贩销售的全球化。这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经历的全球化。
如今的广州或许是世界上研究底层全球化的最佳地点，因为它是广东省和珠江三角洲这片中国工业腹地的大都市枢纽，也是全球底层全球化商品买卖的中心大都会。
但底层全球化如何才能在广州有效运作？它并非依靠合同和法律，而是建立在声誉与人际信任之上。面对彼此不相识的人，这种信任如何跨越文化差异而维系？借用一位索马里商人的话来说，你如何信任一个不说你的语言、只会几句英语、不信奉你的宗教甚至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像你不做的那样喝酒抽烟的人？
此外，在当今中国，底层全球化如何运作？这个国家正断断续续地从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对法律较为宽松的社会，向西欧、日本和美国等社会转变。如今广州的底层全球化实践究竟有何深远意义？
这引出了第二组问题。本书介绍的非洲人不只在广州经商，也在这里生活：多数人待上几周或几个月，有些人住上几年，少数人则待了十年甚至更久。有些非洲人留下来，无论合法还是非法，和中国人结婚并组建家庭。他们未来会怎样？过去60年来，中国大体上是一个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国家；但如今，在南方城市广州，它却呈现出国际化和多元文化的面貌。这对长远未来意味着什么？五十年或一百年后，中国会成为一个真正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吗？若干代人之后，我们会看到中国自己的巴拉克·奥巴马吗？
广州印象
从白云机场乘地铁或出租车前往广州中心城区，或从香港罗湖口岸乘坐高铁而来，初见广州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座发达完善的城市：高耸的酒店、璀璨的百货商店、庞大的高速公路立交桥、宽阔的林荫大道，以及干净、快捷、现代化的铁路和地铁。它看起来俨然是一座繁荣的发达国家大都市。
对于那些脑海中仍留有旧时代中国印象——毛装和成群结队的自行车骑行者——的人来说，如今的广州或许会令人震惊。20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广州时，看到的是一座遍布昏暗低矮楼房、厕所无法使用、室外摆着乒乓球桌的城市。市场里人们饱经风霜的面容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觉得那是“第三世界的面孔”，与香港街头人们较为柔和圆润的面容形成对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再次前往广州，偶然走进了这座城市最早开设的麦当劳餐厅之一。我记得一名员工、随后又有另一名员工用英语悄声告诉我，他们渴望离开中国，去美国或欧洲生活——正是这个梦想让他们来到麦当劳工作。
夏洛特·伊克尔斯的著作《财富之神归来》全面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广州：这座城市正经历从无处不在的国家控制向自由市场运作的大规模转变；如今随处可见的摩天大楼，当时才刚刚开始拔地而起。伊克尔斯的书中只是偶尔呈现今日广州的面貌，这并非她有所疏漏，而是因为过去二十年间广州变化之快。
这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经历的全球化。
对广州的第一印象是这座城市光彩夺目、现代繁华，但深入观察后，这种印象在一定程度上会消退。尤其是在本书描写的小北等街区，另一幅景象浮现出来。这里依然灯火璀璨、霓虹闪烁，充满活力，但近看也有一幅不同寻常的街头图景：乞丐伴着便携音箱里传出的《古兰经》诵读声乞讨；回族穆斯林兑换货币的商人手握一沓沓美元；阿拉伯人在营业至深夜的人行道咖啡馆里抽水烟、品薄荷茶；非洲人在街头漫步，人数超过中国人，凌晨两点仍在外活动、庆祝。至少在这些街区，广州看起来更像一座世界城市，而非中国城市。正如不止一位小北的中国居民对我们说：“我觉得自己在这里像个外国人！”
伊克尔斯在20世纪90年代对广州某片区域的描写，与本书描写的区域相当接近；但这段描写还有一个令人称奇之处：她的书中没有外国人出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随着广东省经济发展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广州才开始全面向外国人开放。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即使在今天仍不完整，但直到2010年才将外国人纳入统计。伊克尔斯没有提到外国人，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人数微不足道；而如今，任何声称要全面讨论广州的书都不能忽略他们。
外国人初到广州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来自哪里。一位伊朗人告诉我们：“把德黑兰和广州相比，就像拿一辆20世纪50年代的汽车和一辆崭新的梅赛德斯-奔驰相比。”一位也门人说：“搬到广州，就像从过去来到现在，就像从洞穴里走出来。”另一位中东商人说：“高速公路、地铁——你知道吗？巴林没有地铁……还有这里的女孩——穿得真少！第一天、第二天看到短裙，你会很惊讶，但后来就习惯了。”
一位肯尼亚人将中国与自己的国家作了比较，给出了更具分析性的看法：“广州和中国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基础设施、城市规划都很出色。政府能够服务十亿人口，建起铁路网、公路、娱乐设施和公园——这些在非洲都很缺乏。我在这里住的这段时间里，从没遇到过一次停电。是的，我希望肯尼亚也能变得像中国！”一位长期居住在英国的西非商人则看法较为悲观：“那些从非洲直接来到中国的非洲人觉得这里很棒，也希望中国保持这样。但在欧洲或美国生活过的人并不太喜欢中国。对我来说，离开英国来到中国，就像‘整个世界都颠倒了’。在中国，法律得不到遵守。合同就像卫生纸一样不值钱。”
一位肯尼亚人将中国与自己的国家作了比较，给出了更具分析性的看法：“你……一定会对广州和中国印象深刻。基础设施、城市规划都很出色。政府能够服务十亿人口，建起铁路网、公路、娱乐设施和公园——这些在非洲都很缺乏。我在这里住的这段时间里，从没遇到过一次停电。是的，我希望肯尼亚也能变得像中国！”
一位长期居住在英国的西非商人则看法较为悲观：“那些从非洲直接来到中国的非洲人觉得这里很棒，也希望中国保持这样。但在欧洲或美国生活过的人并不太喜欢中国。对我来说，离开英国来到中国，就像‘整个世界都颠倒了’。在中国，法律得不到遵守。合同就像卫生纸一样不值钱。”
这一切反映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它曾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摆脱饥荒还不到六十年，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超级大国，并在许多领域与美国竞争世界霸权。广州是中国最富裕、外国人最多的大城市之一，体现了这一转变。
节选自即将出版的《广州的世界：华南全球市场中的非洲人及其他外国人》，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