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雇和非正式价值创造日益增多的复杂现代劳动力市场中，老年群体的相关数据不足。
此类不规律的收入来源，意味着经济模式正在回归福特主义之前的形态。
家庭收入漏报会增加政府在通胀和财政政策方面决策失误的风险。
全球劳动力市场正步入重大变革时期。人们很容易被人工智能这个闪亮的新玩意儿吸引，但它只是必须适应的一项变化。当前剧烈的结构性动荡意味着，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实时状况的了解日益减少。这种认知盲区增加了央行政策失误的风险，也给政府筹税能力带来挑战。
大多数劳动力数据依赖调查证据。如今，很少有人愿意填写问卷。英国调查回复率骤降，直接导致英国停止发布其劳动力调查结果。美国企业调查的回复率也已急剧下滑。数据可靠性正建立在日益狭窄且岌岌可危的基础上，令人担忧。
零工经济
传统劳动力市场数据所依赖的调查质量不断下降，这凸显了另一个问题。随着技术降低入行门槛，自雇和副业越来越普遍。在韩国或英国，租用昂贵实体店面的零售商几乎已成过时之物；线上零售推动了个体经营热潮。社交媒体网红获得的全球广告收入份额超过报纸和广播的总和，但没有哪个国家把“TikTok内容创作者”列为一种职业。可靠的家庭调查或许能够捕捉这类就业，但企业调查几乎无法反映一名拥有智能手机、舞跳得不错的15岁少年所具备的经济影响力。
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还带来更多衡量难题。再过几年，全球一半的GDP将由人口不断减少的经济体创造。经合组织网站将劳动年龄人口定义为“15至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采用类似方法。
这种定义与现代社会的实际运作方式相去甚远。国际劳工组织（ILO）采用了更宽泛的“15岁以上”定义，但也含糊地承认，“一些国家还设有年龄上限”。将劳动力参与年龄骤然限定在65岁为止，无视了延迟退休这一（合理的）趋势。实际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高于报告数据。
此外，身体健康的退休人员很少会整天瘫坐在电视机前。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可以通过有偿工作或志愿服务参与经济活动。在日本，照料儿童的责任越来越多地落在退休一代身上——照护者中约有一半超过60岁。老年人在家庭之外从事志愿服务也更为普遍。这种经济价值创造并未纳入以GDP为代表的百年历史“产出经济学”模式的思维框架。
这些发展看似新颖，实际上其中很多是传统经济形态的回归。副业绝非新事物——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接待“付费房客”，就相当于当时的Airbnb。传统家庭模式往往由老一辈照看孩子。遗憾的是，我们如今使用的大量经济数据，诞生于产出经济学的鼎盛时期；这种经济学以福特主义模式为特征，聚焦大型企业中的制造业，个人收入则主要来自一份工作。
被忽视的家庭利润
无法衡量劳动力市场的演变会造成严重后果。最突出的是，数据低报家庭收入和资产负债状况的风险日益增加。如果就业数据未能涵盖副业，消费者的购买力就会被低估，政策制定者可能因此采取不必要的宽松措施，进而推高通胀。
随着自雇人数增加，GDP中的利润份额和劳动份额可能会失真：个体经营者给自己发最低工资，并定期领取股息（税制往往会激励这种做法）。这再次扭曲了人们对家庭收入的认识，也可能误导人们判断收入分配状况。人们往往认为，只有漫画式的资本家才能赚取利润——比如在金币堆里洗澡的史高治·麦克老鸭。GDP利润份额上升可能加剧这种错误看法，助长政治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上市公司股权的持有偏向较高收入群体，但经济中的利润份额由更广泛的人群共同拥有。若未能认识到这一点，试图重新分配收入的政策可能会偏离方向。
同样，视财政制度而定，自雇人士以公司名义储蓄可能比以家庭名义储蓄更节税。这会让人误判消费者资产负债状况的韧性。实际上，公司账户中的储蓄在家庭需要时可以动用。
如果家庭转而拥有多种收入来源，而非依赖一份工作，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担心失业。这会影响预防性储蓄，也就是为“不时之需”留存的现金。消费者失业时可以依靠其他收入来源作为安全网，而不是依赖累积储蓄。不过，就业不足也可能成为更普遍的经济问题——例如自雇人士每周闲置两天，而不是公司裁掉40%的员工。生产率——经济学家尚未理解的所有问题浓缩成的一个统计数字——在就业不足被低报时，会变得愈发难以捉摸。
现代误判
劳动力的闲置产能可能被低估。人口结构变化使许多闲置产能指标失去效用，而志愿服务的增加意味着经济活动可以在未被记录的经济体系之外完成。
所有这些变化都增加了货币政策失误的风险。如果税收征管不适应新的工作方式，也会给财政政策带来挑战。社交媒体网红成为广告推广者，可能使更多广告收入流入不纳税或税率低于传统广告平台的人手中。如果不加以管控，让自雇人士通过节税安排将收入和储蓄转移到工资薪金之外，自然会减少政府收入。
随着经济变革加速，就业及其相关社会地位将变得愈发敏感，成为政治议题。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需要加强与实体经济从业者的对话，填补官方就业数据中日益扩大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