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硅谷一直是创新的代名词。但近来，加利福尼亚州的科技中心也因其企业文化中的负面现象而饱受批评，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贪婪。因此，了解它的发展历程颇有意思。这个地区流传的故事堪称传奇，其中许多都被斯坦福大学硅谷档案馆项目历史学家莱斯利·柏林收录在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中。《捣蛋鬼：硅谷的成长岁月》以长远视角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创新者的故事。柏林在 Knowledge@Wharton 节目中谈到了这本书，以及她认为硅谷的未来会如何发展；该节目在 SiriusXM 第111频道播出，节目《Knowledge@Wharton》在 SiriusXM 第111频道播出。
以下是访谈的编辑版。
Knowledge@Wharton：您在硅谷档案馆的工作，为这本书埋下了种子吗？
莱斯利·柏林：斯坦福大学有一个令人惊叹的档案馆，收藏了硅谷各地人士和公司的旧文件、视频、音频资料和电子邮件。当你触摸这些人曾经触摸过的物品，读到他们以为永远不会有人看到的文字时，就会情不自禁地爱上这段历史。多年以后，他们决定把这些资料捐给斯坦福大学。那种奇妙的感觉真实存在。看到这些资料令人兴奋，随后还要尝试把硅谷各地看似零散的信息和精彩故事收进一本书里。
Knowledge@Wharton：硅谷一直存在这种文化上的两面性吗？
柏林：是的。让一个地方或一个人变得非凡的特质，有时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盲点。20世纪70年代，人们同样追求创新与激情，也渴望变革，想做那些大家真心觉得必须去做的事。越南战争之后又发生了水门事件，人们真切地感到，不只是“我们能做到”，而是“我们必须做到”，因为大型机构不会保护我们。再加上加州原有的反主流文化，就形成了那种精神。
让一个地方或一个人变得非凡的特质，有时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盲点。
但胆识有时会演变成傲慢。当时的硅谷是美国更广泛文化的一部分，而那种文化的性别歧视极其严重。1974年，女性没有丈夫签字就办不了信用卡。我记得，直到1977年，性骚扰才被正式认定为违法行为。当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Knowledge@Wharton：您的书聚焦于硅谷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人人都知道史蒂夫·乔布斯，那么是什么让您想写这些其他人物？
柏林：我认为，承认聚光灯之外往往还有许多人，没有他们，台前那个人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这丝毫不会削弱台前人物的光彩。我曾说起一次参加派对的经历：一家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和一位极有名气的明星首席执行官共事，他当时唱了一首小歌，歌词只有：“活都是我干的，功劳却都归了他。”我认为创新是一项团队运动，我们需要认可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我的筛选标准相当明确。我想写那些并非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不仅是为了发现新故事。你多久会听说一位明星工程师？但没有工程师，就没有硅谷。因此，我希望他们不一定广为人知，但都很重要，而且他们的故事引人入胜。
我写到了迈克·马库拉。他与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共同持有苹果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在当时，几十家小型初创公司都在尝试制造个人电脑，而他凭借自己的才智助力打造了一家公司。正是马库拉让这家公司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财富》500强企业。
Knowledge@Wharton：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会把马克·马库拉和苹果公司联系起来。
柏林：是的，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我写过第一本书，是英特尔联合创始人、微芯片共同发明者，也是史蒂夫·乔布斯重要导师之一的鲍勃·诺伊斯的传记。写那本书时，曾在英特尔与诺伊斯共事的马库拉对我说：“嘿，如果你以后再写一本书，我很乐意帮忙。”当时我没太在意。后来我开始研究那个时期和苹果早期的发展，渐渐意识到：“等一下，乔布斯和马库拉一起签署年度报告。这是怎么回事？”马库拉非常重要，而在他之前的整整一代人也同样重要——他们曾在半导体行业工作。看看苹果在1980年上市时的管理层：总裁、董事会主席、制造业务副总裁、人力资源副总裁、首席法律顾问、销售副总裁——公司最早的一批重要投资者全都是芯片行业的从业者。
当时的硅谷是美国更广泛文化的一部分，而那种文化的性别歧视极其严重。
突然间，史蒂夫·乔布斯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的一番话对我来说有了深刻的意义。他谈到自己被苹果解雇时，觉得自己接过了戴维·帕卡德传给鲍勃·诺伊斯、再传给他的接力棒，却把它掉在了地上。我当时想：“哇，这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这种代际交接，是理解硅谷运作之道的重要部分。”
Knowledge@Wharton：您采访了艾伦·阿尔科恩。他创造了《乒乓》，这是最早的商业电子游戏之一。现在看来，这款游戏非常简单，但它带来了变革。
柏林：确实如此。那时人们家里还没有电脑。有屏幕时，看到的不是幻灯片，就是人们过去在工作中使用的透明胶片，或者电视网播放的节目。人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家里，你可以对面前的一个小盒子做任何操作，而你的操作会影响屏幕上看到的画面。即便是在当年的街机厅里，这对人们来说也很不可思议。雅达利的一位创始人告诉我，人们常问他：电视网怎么知道你转动了一个旋钮，从而改变了屏幕上的画面？
Knowledge@Wharton：您还采访了桑德拉·库尔齐格，她是硅谷最早的女性企业家之一。
柏林：拉里·埃里森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和两位联合创始人为甲骨文筹资，四处拜访风险投资家，不仅遭到拒绝，据他说，对方还会检查他的公文包，确保他没有偷走一本《商业周刊》。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当时硅谷的核心是硬件，而桑德拉·库尔齐格却来了：她不仅做软件（创办 ASK 计算机系统公司），而且还是一位女性。人们听说她做软件时，以为她是在卖女性内衣。她在自家厨房的餐桌旁创办了整家公司，在硅谷既有的人脉网络之外白手起家。
Knowledge@Wharton：她如何评价硅谷的文化？
柏林：前几天我刚和她谈过这件事。她说，如今女性拥有的机会前所未有；那些认真看待扎实研究成果、认识到多元化价值的公司，在思维上更具创新性和创造力。我认为桑迪是个非常务实的人。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她身上，也体现在本书中的每个人身上。她接受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并把它变成了自己所需要的样子。
Knowledge@Wharton：我想听听您对移民问题的看法，以及移民多年来对硅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Knowledge@Wharton：硅谷一直由并非在此出生的人们建设起来。最初，他们来自美国其他地区。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以外出生的人口比例已经约为美国其他地区的两倍。如今，硅谷从事科学和技术工作的人中，三分之二出生在美国境外。所谓独角兽公司，即估值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公司，其中超过一半有出生在美国境外的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没有移民，就没有硅谷。
有些问题需要我们着手解决。我认为已有相当有力的证据表明，H-1B签证制度的实际使用方式并不完全符合其初衷。但这并不改变一个事实：没有移民，就没有硅谷。
Knowledge@Wharton：硅谷的公司也在美国国内外面临棘手的金融和监管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公司本身，也影响它们所在的地区。
柏林：是的，完全正确。我们一再看到的一个教训是，这些公司和创始人往往会惊讶于自己最初着手做的事后来发展得如此庞大。我在书的开篇引用了电影《夺宝奇兵》中的一段对话：印第安纳·琼斯和萨拉赫正在交谈，印第说：“我要去追那辆车。”萨拉赫问：“怎么追？”印第回答：“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硅谷的发展确实就是如此。当你面对的是正在做这类事情的大公司时，情况与面对一家奋力拼搏的小型初创公司大不相同。
硅谷一直由并非在此出生的人们建设起来。
Knowledge@Wharton：您如何看待如今的科技产业？硅谷仍然是中心，但我们开始看到更多创新出现在不同地方，包括费城、辛辛那提和奥斯汀。
柏林：西雅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科技区域。但你提到的这些现象都体现了向软件的转变。过去，硅谷有巨型工厂来制造这些产品。如今，随着产业更多转向软件，拥有电脑和互联网连接的人就能够创新。尽管如此，我认为硅谷之所以仍是这张网络的中心，是因为围绕高科技发展起来的生态系统已经打磨得十分成熟。科技来到这里之前，这里是农业地区，因此人们得以量身打造商业环境。如今，我们已经花了近75年不断完善这一环境，它确实让硅谷受益匪浅。
当然，科技与其他一切很难分开，因为其他一切都以科技为基础。我们已经看到世界各地出现了专注于科技经济不同领域的地区，这正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Knowledge@Wharton：您担心科技行业出现泡沫吗？
柏林：经济有周期性。它会走高，也会走低。这种情况一再发生。对我来说，硅谷真正面临的威胁可能是某种移民限制。这才是我会担心的。
Knowledge@Wharton：硅谷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吗？
柏林：作为住在这里的人，我环顾四周，会觉得这里真的非常非常拥挤。我想：“唉，我不知道这个系统还能承受多少。”但后来我回想2001年，当时人们也说这里没有增长空间。再看看70年代，还有电子邮件写道：“硅谷走到尽头了。太拥挤，太贵，没有创新空间。硅谷要完了。”我不知道它如何能继续发展，但它确实一直在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