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中，“人”是谁？

• 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引发了关于谁被纳入其中的问题；获取机会不平等、人口群体偏见和意外后果共同影响着其影响。

•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和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等全球框架凸显了伦理、透明度和包容性的必要性。

• 信仰传统和灵性为人工智能发展贡献智慧、伦理准则和边界，助力其服务于共同福祉。

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实施和应用正在颠覆各行各业，并带来巨大的财务和环境成本。发展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提升以人为本的技能，是寻求负责任人工智能的两种应对方式。

斯坦福大学的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项目和人本健康创新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项目都体现了这一关注重点。

此外，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斯坦福大学的《2025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以及人工智能事件数据库凸显了大型语言模型（LLM）的强大能力。这些报告指出，职场需要以人为本的技能，也需要针对这项技术制定伦理准则，因为它伴随着偏见、幻觉和风险。

转向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和技能，展现了社会的愿景：技术进步至多应促进人的繁荣发展，并推动可持续的商业实践和环境管理。这一转向承认，人类往往会以深刻的方式与“人和事物”（包括聊天机器人）建立联系，这暴露出可能遭到利用的人类脆弱性。各社会正在认识到构建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广泛影响。2023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首部全面的人工智能法律，旨在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安全、透明、可追溯、不歧视且环保。

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各种算法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需要我们共同审慎判断。技术史学家梅尔文·克兰兹伯格提醒我们：“技术既非善也非恶，也不是中性的。”这句格言暗示，技术发挥着权力关系的作用，并会带来非预期且广泛的人类、社会和环境后果。

特定主体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应用一项技术，会产生不同结果。我们需要采取协作、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式，尽可能妥善引导人类对人工智能平台的开发、实施和使用。

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面临的问题

发展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并提升员工技能，引出三个关键问题：

1. 以人为本的努力中，“人”是谁？

是高管层中的某个人、执行高管决策的中层管理人员、一名流水线工人，还是身处世界某个互联网接入有限的农村地区的人？这个人是在等待电动汽车实现完全自动驾驶的人、干旱期间盼望雨水滋养自给作物的人，还是在海平面上升之际等待下一次高潮来临的岛民？

2. 谁在设想使用人工智能平台的人？

是年轻的男性技术专家，还是拥抱多元、复杂人性观的跨学科团队？女性和有色人种在人工智能专业人才群体中严重不足。

3. 将采取哪些防护措施，保护受到人工智能平台影响的不同人口群体，包括不同国籍、性别、宗教、教育程度、能力和阶层的人？

人们如何看待和理解以人为本方法中的“人”，有着重大影响。《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和基尼指数证实了人们生活经历存在巨大差异。技术进步往往忽视人类呈现出的多样面貌，以及此类进步带来的意外后果。

信仰与灵性在引导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作用

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可以帮助人工智能平台的开发者了解使用其产品的人，而代表了全球人口75.8%（2020年）的信仰传统则为这一讨论作出了独特贡献。

数量惊人的人不认同任何宗教，却践行灵性——也就是所谓的“无宗教者”——同样持有宗教信仰。信仰传统和灵性至少能通过六种具体方式发挥价值：

1. 宗教对人的繁荣发展和环境管理有着深刻理解。

2. 宗教经典、传统和灵修实践倡导和平、慈悲和公正等价值观，支持合乎伦理的生活。

3. 信仰实践遍及各种场景和情境，而这些往往在人工智能平台的开发和实施过程中遭到忽视。

4. 宗教叙事提醒我们，边界有助于维护个人、社会和环境福祉。边界和规则不一定会造成束缚。

5. 宗教运动曾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黑暗的时刻，煽动并助长不公、暴力和破坏。技术可以从宗教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6. 信仰传统历来是智慧的守护者，能够引领人们超越驱动算法的数据、信息和知识。

信仰传统和灵性为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讨论增添价值的每一种方式，都层次丰富且蕴含着巨大潜力。

诸如1934年的《巴门宣言》（反对基督教民族主义）、2004年普世基督教团体发布的《阿克拉信仰告白》（反对经济和环境不公）以及2009年的《慈悲宪章》（强调达赖喇嘛的智慧）等文件，都能为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讨论提供参考。近期报告，例如跨信仰声明《迈向新的伦理多边主义》和《教廷禧年报告》，致力于在面临多重危机的复杂世界中追求共同福祉。

服务于共同福祉的技术进步是可能实现的。政府、企业、科技公司、学术界和信仰团体等不同利益相关方开展创造性协作，有望成为最佳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