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型经济面临生产率悖论。企业竞相减少生产流程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这通常被视为效率提升的标志，但实际上却会带来令人担忧的后果。
如果不生产和消费更多产品，人们就会失业，因为更少的工人也能实现同样的产出。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许多出于善意的人都担心低增长前景，即使他们也认识到，当前的工业发展模式正在破坏社会肌理和社会的自然生态系统。
大规模自动化很可能取代生产链中的人类，这一现实前景进一步加剧了结构性失业问题。一项研究由牛津大学开展，预测未来20年机器人很可能会取代美国和欧洲至少50%的工作岗位。
机器也正在新兴经济体取代人类劳动者，包括在中国——这个长期以来为全球创造就业岗位的国家。畅销书《机器人的崛起》作者马丁·福特指出，大多数常规工作正变得过时。正如福特所说：
“我们现在必须决定，未来将迎来广泛繁荣，还是灾难性的严重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
如果社会不改变对待增长和发展的方式，最终不仅会面临一个满目疮痍的地球和充满冲突的社区，还将遭遇大规模失业。主导当前工业体系的垂直生产结构不可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更不用说创造足够的优质岗位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正如我在《福祉经济：无增长世界中的成功》一书中所述，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赋能人们同时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也就是我所说的“产消者”。他们必须能够通过本地联合生产体系和小企业网络，制造自己所需的大部分物品。
某些技术也有助于发展一种新型后工业时代工艺。得益于开源硬件，小企业网络正在制造计算机。在3D打印机的帮助下，工匠们开始与大型企业竞争，这可能会挑战人们对规模经济效率的传统看法。
转变重点
重新思考工作方式，对工业化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至关重要；即使经济增长显著但正在放缓，这些经济体也已感受到就业岗位流失。
例如，预计到2060年，非洲人口将达到创纪录的预计达到28亿，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陆。这些人中大多数将是渴望就业的年轻人。非洲大陆不可能通过采用一种已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就业岗位的工业模式，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
我们需要一种新方法。福祉经济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质，将重点从生产—消费循环的数量转向支撑经济体系的关系质量。增长型经济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非人格化的关系推动大规模消费（机器人可以更高效地完成这类工作）。福祉经济则必须采用定制化的经济交换方式，以人际互动的质量决定价值。
以医生为例。从增长型经济的角度看，最好的医生是在最短时间内看诊患者数量最多的医生。理论上，机器人甚至也能承担这一职能。相比之下，在福祉经济中，医生与患者关系中投入的个人关怀才是创造价值的关键。
直观而言，我们都认为，优质医疗服务的价值与其所包含的个人关怀密不可分。教育也是如此：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会对一所要求教师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教导越来越多学生的学校感到不满。常识告诉我们，对这些关系进行大规模消费会造成价值流失，即使利润（无论是诊所还是学校的利润）可能有所增加。
重新思考生产率
生产率当然是好事，但不应盲目追求。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追问生产率究竟是为了什么。
经济无非是一个社会关系体系。如果生产率损害这些关系，经济本身就会崩溃，即使利润（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有所上升。
许多以表现质量为基础的职业活动，受其性质所限，无法提高生产率。要求管弦乐团演奏得更快并不会提高生产率，只会把一场旋律体验变成噩梦。画家、舞者、理发师、教师、护士等职业也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演出一部莫扎特歌剧所需的人数，仍与莫扎特最初创作时相同。那么，能否把同样的思路延伸到经济的其他领域？
未来的机械师会不会不是每秒都在制造新备件的机器人，而是一位合格的工匠，在车辆的整个使用寿命期间帮助我们修理、升级并改造车辆，让它获得新的用途？未来的工程师会不会不是远程操控家用电器的计算机，而是一位帮助家庭自行生产能源的私人顾问？他们还会帮助人们优化水资源和菜园等自然资源的使用，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建筑材料。
实现生产优化、零废弃的循环经济有两种途径：通过由机器人主导的生产链，或通过由合格工匠和小企业构成、以协作整体方式运作的横向网络。第一种情况下，少数人将主导全球经济；第二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将得到赋能。
没有赋能、机会可及以及个人和集体实现自我的平等机会，就不可能建立福祉经济。发展中国家如今可以跨越式迈向这一新轨迹，不再受一种日益不适应21世纪的工业化模式所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