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加剧、生活水平停滞，引发了人们深切的不安，这是2016年政治动荡的核心。全球化和贸易受到指责，但根深蒂固的低增长——经济学家称之为长期停滞——或许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曾理所当然地认为子女会拥有更光明未来的父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梦想破灭。九年后，民粹主义抬头，民族主义和内向型政策回归，威胁着瓦解战后经济秩序。
正如华威大学的尼古拉斯·克拉夫茨在我们的综述文章中所指出的，生产率增长放缓——这是增长缓慢、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在危机爆发前很久就已显现。本期《金融与发展》探讨了其中的原因，并提出一个问题：世界发达经济体是否应该听任长期停滞，还是可以寄望于恰当的政策重振生产率，实现持久的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古斯塔沃·阿德勒和罗曼·迪瓦尔深入探究生产率增长放缓的原因，发现其根源在于全球金融危机——信贷紧缩不仅削弱了企业的生产率，也损害了经济重新配置资本的能力。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纳德·李和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安德鲁·梅森令人信服地指出，人口增长放缓几乎必然意味着国民收入和GDP增长放缓。但他们也表明，这对个人收入和消费（按人均计算）的影响将取决于经济政策。
我们不禁要问，该怎么办？政策选择能否在不遏制贸易（战后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的情况下，缓解人们对再分配和公平的担忧？是什么推动生产率提高和创新？发达经济体如何适应劳动力老龄化？首先，我们必须衡量正确的指标。曼彻斯特大学的黛安·科伊尔探讨了用GDP衡量经济福祉的利弊。
其次，我们不应忘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也就是生活在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们——面临着不同的现实。这些国家中许多国家的人口更年轻，生产率依然强劲，正推动本国和全球经济实现更高增长。
第三，我们不应反应过度。全球贸易一直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力量，设置贸易壁垒会损害所有经济体，无论大小。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不应寻求简单答案，而必须深入审视各自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正如伯克利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所言：“只有采取行动，九年后我们才有可能不再谈论长期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