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相当稳健的研究发现是，政府支出总额与创业活动呈负相关。对此关系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政府支出是政府规模的替代指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水平越高，意味着政府介入程度越高，既体现为繁重的监管，也体现为对私营部门的挤出；这两个因素都被认为不利于创业。第二种假说认为，政府支出总额往往与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支出相伴。较高的福利支出可能为潜在创业者提供安全保障网，实际上提高创业的机会成本，从而抑制创业。
正是后一种解释引起了我的好奇。这是一个可以直接检验的假设——政府社会支出与创业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政府支出与创业之间的关系是否更为复杂？某些类型的政府支出或许会促进创业，而另一些则会挤出私人企业？事实上，对政府支出总额与创业之间关系进行量化，隐含着一个相当重要且天真的假设：所有政府支出都等同。具体而言，假设政府因增加国防支出而增加一美元支出，与因增加教育支出、甚至医疗支出而增加一美元支出的效果相同。放宽这一假设的一种方式，是考察政府支出构成与创业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在政府支出总额（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税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将政府支出从其他类型转向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和研发等社会及公共产品，是否会增加创业活动？
事实上，人们有若干理由预期情况会如此。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会对创业产生积极影响。增加医疗和教育支出会直接促进人力资本形成。增加福利支出实际上可能缓解信贷约束，鼓励个人投资于人力资本，尤其是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现有文献的一个关键假设是不存在信贷市场失灵。最后，提高社会及公共产品支出占比，可能以减少私人补贴（例如能源和农业补贴）为代价，而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补贴会产生有害影响。
鉴于难以确定哪些机制占主导地位，公共和社会领域政府支出与创业之间的关系适合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考察。在最近的一项 研究 中，我对这一关系进行了实证探讨（即将在《世界发展》发表）。该 研究 采用两个来源在2001至2009年间的数据。全球创业观察（GEM）调查每年在每个国家至少覆盖2,000名个人。个人层面数据（约650,000条可用观测值）通过调查获得。政府支出数据取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库（GFS）。
我采用创业或初创创业者的标准定义，并附加一项要求：他们预期在未来五年内创造十个或更多就业岗位。如果某人年龄在18至64岁之间，过去一年采取过某些行动以创办企业，并且预期拥有或共同拥有正在创办的企业，且该企业支付工资或薪金的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则该人被视为初创创业者。
结果颇有意思。我发现，当社会及公共产品支出的增加以减少私人补贴等其他支出为代价时，创业活动会增加。无论采用多种个人和整体经济控制变量，还是采用政府支出变量的不同时间滞后期，这些结果都稳健。进一步细分社会及公共产品支出后发现，其所有组成部分都与创业呈正向关联，不过只有医疗和教育支出的关联在统计上显著。
尽管该研究的发现相当支持政府参与某些领域，但其政策含义仍有局限。我指出了一种社会及公共产品支出的具体融资来源——私人补贴及国防等其他类型的支出。我无法确定，当增加税收或政府债务被用于为此类支出融资时，是否会产生相同效果。其次，尽管该研究确实提出了明确的政策建议，但实践中这类政策可能难以推行。取消某些私人补贴或国防支出在政治上可能不受欢迎，因此很难实施调整支出构成的政策。尽管如此，本文呈现的结果仍富有启发性，应能推动人们进一步辩论政府干预与创业成果之间的关联。
本文最初发表于 世界银行“让我们谈谈发展”博客。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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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sif Islam 是世界银行集团企业分析部的顾问。
图片：在巴黎拉德芳斯金融区附近，商人和游客在拉德芳斯大拱门下方的台阶上享受好天气。路透社/Charles Plati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