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时期，许多欧洲国家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功，其特点是家族企业遍布整个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家族所有制逐渐被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佳保障。然而，近年来，人们开始审视家族企业有利于增长这一共识。
新近出现的一系列证据表明，家族管理实际上不利于企业绩效（Bloom and Van Reenen，2007）。Bennedsen 等人（2007）利用一项非同寻常的自然实验估算发现，对于丹麦企业而言，由家族经理而非职业经理管理会导致盈利能力降低 4%。Lippi 和 Schivardi（2014）发现，与集团所有的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高管遴选较差（因为它们更愿意聘用资历较浅的家族经理，而非外部职业经理），这导致生产率低 6%。鉴于估计影响的幅度，家族所有制可能是欧洲生产率增长的一大障碍。
经济理论对此有何预测？企业应由所有者还是职业经理领导？支持由所有者领导的理由是，他们“利益攸关”更多。这是委托—代理模型的标准预测，因为所有者是企业创造收入的剩余索取者，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们有动力取得成功。反对这一观点的理由是，简单来说，其他条件并不相同。尤其是，企业所有者通常更富有，因为他们拥有企业。因此，如果休闲是一种正常品，他们对休闲的需求可能高于职业经理。鉴于家族企业无处不在，弄清哪种效应占主导地位，对总体收入和增长有重要影响。
家族经理的工作时间较短
我们的研究（Bandiera 等人，2015）通过对巴西、法国、德国、印度、美国和英国这六个发达及发展中经济体约 1,100 名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和职业首席执行官（即与家族无关联者）进行时间使用分析，探讨了这一问题。在我们的样本中，约 41% 的首席执行官是家族成员；16% 是在家族企业任职的职业首席执行官；其余则是在非家族所有企业任职的职业首席执行官。
我们的方法借鉴了 Henry Mintzberg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展的管理者民族志研究，并将其扩展到大型随机管理者样本。我们在随机选取的一周内，每天通过对首席执行官本人或其私人助理的访谈，记录首席执行官开展的每项活动。这样，我们便能将调查周内所有活动的时长相加，估算首席执行官的总工作时数。与我们也收集的标准回忆测量相比，这种自下而上的测量在整数时数处的聚集较少，变化也更大。
使用这一自下而上的首席执行官劳动供给测量方法，我们发现，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用于工作活动的时间系统性地少于职业首席执行官（图 1）。
这种差异（占总工作时数至少 9%）源于两个因素：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开始工作的时间较晚，也更可能中断工作去处理个人事务。
图 1.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的总工作时数
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为何工作时间较短？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工作时间较少，是由他们对休闲与工作的偏好差异所致，而非家族所有与非家族所有企业之间存在系统性的“技术”差异。
以下两组发现支持这一结论。
首先，可观察到的首席执行官、企业和组织差异，几乎无法解释家族企业与职业首席执行官工作时数之间的差异。
例如，有人可能会认为，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之所以能少工作一些，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将职责委托给其他家族成员。然而，管理层中家族成员人数的差异，只能解释工作时数差异的一小部分。此外，在家族企业任职的职业首席执行官与在非家族所有组织任职的同行一样努力工作，这排除了家族企业所需工作量本来就较少的可能性。
其次，我们表明，家族企业与职业首席执行官之间的差异取决于休闲的机会成本。
例如，在规模较大的企业和竞争更激烈的行业工作的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在这些情况下，首席执行官休闲的机会成本更高，因为懈怠可能会对企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其工作时数与职业经理一样多。同样，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对提高其努力边际成本的外生“冲击”反应更强。我们利用样本中最大的国家印度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在那里，我们能够利用两项适用于所有首席执行官、代表努力投入成本冲击的指标：极端季风降雨事件，以及热门体育赛事的转播（印度超级联赛板球比赛）。季风季节的暴雨和洪水常常导致交通严重受阻，使上班的成本尤其高；印度超级联赛则是一项国际体育赛事，汇聚了板球巨星，也吸引着满怀热情的印度民众关注。结果呈现出一致的图景：在首席执行官所在地区遭遇倾盆大雨的日子，以及转播板球比赛的日子，家族企业与职业首席执行官之间的差异显著扩大。
首席执行官似乎比职业经理更看重休闲，这与以下观点相符：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往往更富有，因为他们拥有自己领导的企业，而休闲是一种正常品。支持这一点的是，我们发现，在继承法更宽松、因而有利于财富集中到被指定继承家族企业控制权的个人手中的国家，家族企业与职业首席执行官之间的差异更大。然而，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与职业经理之间的差异不受其他国家特征的影响，例如发展水平、法治和信任；这些特征可能会妨碍企业任命勤勉的非家族经理接替他们的能力。
从首席执行官工作时数到企业绩效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时数差异可能会对由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领导的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事实上，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时数与企业生产率密切相关。每名员工营收对首席执行官工作时数的弹性为 0.36，与劳动弹性（0.48）和资本弹性（0.26）相当；在考察其他增长和盈利能力指标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虽然不能据此作出因果推断，但将这种相关性与所有制对工作时数的影响结合起来，意味着家族企业与职业首席执行官之间存在 2.6% 的生产率差异。鉴于家族经营企业无处不在，家族企业生产率较低时，影响就会超出家族自身的利润率和财富，波及整个经济。生产率受抑制的影响可能累积成相当大的损失——利润减少、增长放缓、工资滞后，而这些都会影响更广泛的经济。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发现为家族企业与职业首席执行官在行为上的一项根本差异提供了新证据。在个人财富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这一差异很容易与标准劳动供给模型的预测相协调。我们的发现提出了一个公共财政问题：提高影响家族企业所有者的税收，是否会提升生产效率？此类税收可能包括遗产税、财富税，或减少世界许多地区家族企业享有的各种豁免。
本文 VoxEU联合发布。本文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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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Oriana Bandiera 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兼 STICERD 主任，也是 CEPR 研究附属人员。Andrea Prat 是哥伦比亚大学 Richard Paul Richman 商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并担任 CEPR 产业组织项目联席主任。Raffaella Sadun 是哈佛商学院战略部门助理教授
图片：一名员工在乳品厂工作。路透社/Petr Jos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