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90岁老人用体育运动改变难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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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马歇尔:我出生在德国。我的父母是难民。我四岁时,他们带着我一起离开。

几乎所有难民都经历过暴力。可能是邻近部落的人想要夺走你赖以生存的东西。

你认为气候变化会给难民群体带来什么影响?

罗宾·波默罗伊,《达沃斯电台》主持人:欢迎收听《达沃斯电台》,这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播客,探讨重大挑战以及我们可能如何解决这些挑战。本周,我们将听一位男士讲述自己的经历:他在20世纪30年代逃离纳粹德国,退休后一直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的难民,并以体育运动帮助他们克服难以言说的创伤。

克劳德·马歇尔:突然之间,你让他们有了一个期待明天醒来的理由。他们失去了原来的伙伴,现在需要新的伙伴。体育运动能做到这一点。

罗宾·波默罗伊:如今已年逾九旬的克劳德·马歇尔仍在向体育组织筹款,让难民营开展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他说,这对男孩和女孩都至关重要。

克劳德·马歇尔:她说:“我希望他们也能像外面那些男孩一样参加体育运动。女孩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需要体育运动。她们得摆脱压抑,开怀大笑。她们需要新的生活,而体育运动能带来这一切。”

罗宾·波默罗伊:无论你在哪个平台收听播客,都可以订阅《达沃斯电台》;也可以访问 wef.ch/podcasts,那里还有我们的姊妹播客《与领袖会面》《议程对话》和世界经济论坛读书俱乐部播客。

我是世界经济论坛播客编辑罗宾·波默罗伊。本期节目探讨难民、体育运动,以及如何在九十多岁时投身志愿服务……

克劳德·马歇尔:不要视而不见。

罗宾·波默罗伊:这里是《达沃斯电台》。

全球有远超1亿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约3500万人是难民,也就是逃往另一个国家的人。

试着设身处地想一想。抵达相对安全的难民营后,你希望那里有什么?住所、食物,还有什么?

今天的嘉宾自1993年以来一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难民机构)的志愿顾问,为难民筹款,旨在为他们提供体育设施。

现年90岁的退休商人克劳德·马歇尔将告诉我们体育运动为何对难民如此重要,并比较当今难民的前景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当时,他作为居住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为躲避灭绝威胁而逃离家园。

几周前,克劳德来到他居住的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办公室。我与他交谈,首先问他当初是如何开始为联合国难民机构做志愿工作的。

克劳德·马歇尔:说来话长,我尽量长话短说。

我出生在德国。我的父母是难民。我四岁时,他们带着我一起离开。我们来到了美国。

我完全在美国接受教育。我学的是工程,后来在通用电气做工程师。之后很快——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我去了纽约一家广告公关咨询公司工作,那家公司有很多生产技术产品的客户。他们需要一个哪怕只懂一点技术的人。我的大多数同事完全没有科学背景,而我有,于是就做了这份工作。

有一天,老板对我说:“我们要把你调到日内瓦,因为你会说德语。你妻子也是德国人。”

我说:“哈罗德,日内瓦人说法语。”

他说:“法语、德语,都一样。”

当然,他没那么糊涂。他是在逗我。无论如何,我还是来到了日内瓦,在广告和公关公司工作了30年,负责欧洲各地的办事处。

我一直四处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太好。一天早晨起床时,我对自己说:“我得改变这种状况。”我想,我不必继续工作。我拥有公司的股份,靠这些就能维持生活,过上和以前一样的日子,所以我决定辞职。

但接着我又想:那我该做什么呢?当时我才——我那时62岁。现在我90岁了,所以那差不多是30年前。我对自己说,我得做点什么。该做什么呢?我想,我得做些与难民有关的事。

我对难民了解什么呢?我的父母是难民,我自己也曾是难民。后来我得知,当时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的日本外交官绪方贞子要到一个我所属的团体演讲;那个团体与难民事务毫无关系。

我听了她的演讲,心想: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我想加入其中。

机缘巧合之下,我参加了一场晚宴,绪方女士正好坐在我旁边。我就问她:“您可能不记得我在演讲时提过问题,但我当时很感兴趣。我想为您工作。”

她说:“那你谈谈自己的背景吧。”我向她介绍了自己的经历。随后她开始谈我可能做些什么,然后看着我问:“你对薪水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她说:“你被录用了。”

我说,好。那天大概是星期五,星期一我就开始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了。这就是我成为志愿顾问的经过。做志愿顾问的好处是,天气晴朗、下午宜人时,如果我想去当地俱乐部打网球,只要把工作做好,就不用向很多人请假。

罗宾·波默罗伊:在你工作的日子里,这30年间你具体做些什么?你为联合国难民署做过哪些工作?

克劳德·马歇尔:绪方女士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去各地理局看看。这些办公室负责全球各地区的难民事务,了解一下他们有哪些项目,可能适合由企业、基金会或富裕个人资助。”

我照做了。当然,我们99.9%的收入都来自各国政府。对我交谈过的所有人来说,向私营部门筹款这个想法完全是新鲜事。

我先了解教育项目,发现他们需要一笔钱建四所学校。我想,也许我能说服一家企业资助其中一所。

离开时,他们对我说:“马歇尔,帮我们筹点体育经费。”我说:“给体育筹钱?孩子们平时不也会运动吗?”他们说:“会,体育和玩耍。玩耍是天性,所以他们会跑来跑去。可是没有组织起来的活动。我们说的是有组织的体育运动,是在安全场地进行的安全运动。”

从那一刻起,我对绪方女士说:“我有了新的工作。”她说:“你不做筹款了?”我说:“还是做,但现在我只专注于设法建设体育设施。”联合国难民署当时没有体育部门。管理层听说我在做这件事后说:“去做吧,我们需要,孩子们也需要。我们从各国拿到的钱都用来让难民活下来,并尽可能让他们过得舒适,体育活动一直是额外项目。所以,如果你能为体育筹款,让世界各地的体育组织为我们做点事,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长话短说,我沿着美丽的湖畔一路走访。从日内瓦到洛桑有许多体育联合会,我挨家敲门说:“我们需要排球场、排球和球网。”我又去找篮球联合会,说:“我们的营地地面是泥地,没有建户外球场的水泥。你们能提供吗?”他们说:“可以。”

罗宾·波默罗伊:你认为在难民营里开展体育运动,会给难民带来什么改变?

克劳德·马歇尔:很简单。

大多数年轻难民来到营地的时间还不长。有些人待得久一些,但很多人不是。你和这些年轻人交谈,会发现他们完全不知所措。他们历经苦难,才到达联合国难民署难民营的安全之地。

至少他们到了安全的地方。他们失去了父母,可能才八岁、九岁或十岁,独自前往另一个地方,路上要走两三天。抵达营地时,就像我说的,他们原有的生活框架已经消失,完全不知所措。

体育项目让他们结识同龄孩子,大家聚在一起踢足球、打篮球、打排球,或练跆拳道、柔道。具体开展什么项目,取决于当地有哪些教练。这样一来,你就为他们创造了新的生活。

这不是说他们会成为运动员,而是你突然给了他们一个期待明天醒来的理由。他们失去了原来的伙伴,现在需要新的伙伴。体育运动能做到这一点。

罗宾·波默罗伊:你和这些孩子相处过一段时间。他们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有没有哪些地方或个人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克劳德·马歇尔:他们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奥委会出资清理场地上的大石块,之后又给我们钱,让我们买些排球,或者把场地改造成足球场。

他们和我们一起安排了一群不同年龄的男孩,从早上九点一直运动到晚上五点。那是在肯尼亚。

与我合作的奥委会人员问我,他们能不能过来看看。于是他们来了,我们看着这些男孩整天运动。

突然,一位年轻女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马歇尔先生,格拉迪斯女士想见您。”格拉迪斯女士是来自南苏丹的难民,负责照顾十几岁的女孩。

我们走进一间小屋,屋子中间有一张圆桌。周围坐着大约8到12个年纪不大的女孩。她们在织毛衣、缝纫和钩编。沉默了两三分钟后,格拉迪斯女士看着我说:“马歇尔先生,您听到什么了吗?”

我知道她这是在给我出难题。她问:“您听到女孩们互相交谈了吗?”一个字也没有。她说:“她们大约三四周前到三四个月前来到肯尼亚的营地。你们这些在日内瓦的人,借助一个提供编织、缝纫和钩编工具的非政府组织,以为这样是在帮女孩们的忙,因为你们觉得这些是女孩该做的事。”

“这些女孩坐在那里缝东西,不必交谈,她们也不会互相交谈。因为她们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自己经历过的那些苦难。”

她又说:“如果我让这些女孩中的任何一个告诉你们,为了来到这个营地她经历了什么,你们一个月都睡不着。我希望她们也能像外面那些男孩一样参加体育运动。女孩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们需要体育运动。她们得摆脱压抑,开怀大笑。她们需要新的生活,而体育运动能带来这一切。”

罗宾·波默罗伊:我能问问你小时候的经历吗?你还记得四岁时逃离纳粹德国的事吗?

克劳德·马歇尔:不,其实我不记得。

罗宾·波默罗伊:你的父母和你谈过这件事吗?

克劳德·马歇尔:谈过,当然谈过。我父亲有三个姐妹。他们一家人关系非常亲密。我们曾有一段时间都住在纽约市。家人聚在一起时,常常谈起他们当难民的生活。

我不记得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让我开始关注难民问题。

不过,我学会了倾听父亲的话。他讲的一个故事一直伴随我一生。1935年,他在一个叫维斯洛赫的小镇街上走着。那里靠近海德堡。汉斯迎面走来,突然却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

我父亲隔着马路喊他:“汉斯,你在干什么?”汉斯说:“我不和犹太人走同一边的人行道。”

于是父亲召集全家开会,说:“我想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从还不会说话时就认识这个男孩了。

“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到了1935年,汉斯已经相信了这些宣传。如果汉斯相信这些宣传,还能这样对我说,你们觉得我们在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前途?”

我们能找到的最早一位马歇尔家族成员的记录,是1747年在一处墓地发现的。所以我们家大约从1750年起就住在这个小镇了,对吧?差不多。父亲对家人说,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在1935或1936年,他办签证比几年后容易得多。他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我们登上了一艘船。要去美国,不光要有签证,还得有经济担保人。他找到一位担保人,帮助安顿了家里的一些人。

罗宾·波默罗伊:所有难民的经历中,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克劳德·马歇尔:有。我告诉你,我参观难民营最大的感受,不只是来自孩子们,也来自母亲们。

所有难民中,超过70%是妇女和儿童。当我看到带着孩子的母亲时,我觉得她们与日内瓦的母亲没有区别:她们和孩子互动的方式是一样的。

我还遇到过一些堪称英雄的难民女性——这个词用得恰如其分。

我认识一个从刚果逃出来的人。他当时是个少年,大约16或17岁,为了活命而逃。他的村子里发生了可怕的暴力事件。暴力的煽动者来到村里,抓住他的父亲,放火烧了他家的小屋,还把他父亲扔了进去。

母亲就在附近,她对孩子们喊:“快跑!”

于是这个男孩逃命,最终到了营地。他在那里发现了体育运动,也因此有了新的生活。

三四周后,有个男孩对他说:“我妈妈想和你谈谈。跟我来,去我家。”那个男孩有两三个兄弟姐妹。母亲独自带着他们,父亲已不在身边。他把这个年轻人——他的新朋友、新难民伙伴——介绍给母亲。母亲说:“欢迎你。”又说:“我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吃饭。”饭后她看着他说:“不止如此。我还希望你和我们住在一起。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妈妈。”

他情绪崩溃了。他讲起这件事时哭了,听故事的人大多也哭了。

这就是你在难民群体中会遇见的女性。她们是英雄,所做的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她们生活艰难,却必须设法撑下去。

还有一次,我和奥委会主席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营地里,看到一个大约13或14岁的女孩在给两个年幼的弟妹做饭。主席问她:“你也想参加体育活动吗?”她说:“我想,但现在我是两个弟妹的妈妈,因为我们没有妈妈了。”

你听到、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事。

罗宾·波默罗伊:你认为现在的世界对难民来说,比20世纪30年代更安全吗?还是更危险、更艰难?

克劳德·马歇尔:如今,由联合国难民署或同类国际组织管理的难民营,当然更安全。

我想说,自去年5月以来,被迫流离失所的人超过1.1亿,1.1亿。这相当于法国和西班牙人口的总和。

罗宾,难民问题甚至不一定与战争有关。几乎所有难民都经历过暴力。可能是邻近部落的人想要夺走你赖以生存的东西。你认为气候变化会给难民群体带来什么影响?

罗宾·波默罗伊:有没有理由保持乐观?

克劳德·马歇尔:没有。我认为没有理由乐观。我对未来并不乐观。

是的,如今有更多解决办法。现在,对难民你只有三种选择。

他们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你不能强迫他们回去,因为有一项国际条约。如果能回家,90%的难民都想回去。他们不想在别的地方当难民。

第二种选择是,如果他们身处发展中国家的难民营,你可以希望营地所在国的政府允许联合国难民署帮助难民融入当地人口。当然,这需要该国政府合作。这是一种解决办法,而且是个好办法。

最后一种选择,是让难民以移民身份在发达国家重新定居,而不是以难民身份,永久在那个国家生活。现在已经有人这样安置了。人数远远不够,但至少现在开始这么做了。20世纪30年代没有这种安排。

罗宾·波默罗伊:人们对难民的态度往往不太友好。面对欧洲各地的非正常移民潮,或是向北进入美国的移民,许多人不愿接纳难民。当地居民常常心怀不满,想把人送回去。

你会对这些人说些什么?他们可能也有可以理解的顾虑。根据你自己作为难民的经历,以及你在世界各地帮助难民的工作,你希望他们了解什么?

克劳德·马歇尔:我会告诉他们,对此你们几乎无能为力。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口流动的世界里。这种流动会继续,而且会越来越多。

气候变化会带来影响。难民会更多。

我们生活在富裕世界中的人口,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将会有难民移民来到这里。他们不是普通移民,而是为了保命、被迫逃离的难民。移民是另一回事。但难民必须得到接纳。

另外,你也得谈谈他们带来的好处。

这些人能为所在国的文明作出很大贡献。如今许多国家都是由难民共同建设起来的。看看瑞士。西方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在老龄化,需要劳动力。难民想工作。

你可以散布各种关于难民的谎言。如果没人揭穿,这些谎言就会流传下去。

人们会说:“难民里有罪犯。”按人口比例计算,难民针对本国人口实施犯罪的情况,远少于本国人口中的犯罪情况。他们不是罪犯,也不想当罪犯。他们想工作,想作出贡献。

他们通常也是相当快乐的人,并非一味消沉。他们希望得到接纳。如果你不想接纳他们,也许你最好搬到树林深处去住。你终究会和他们共处。他们会在那里,信仰可能与你不同,肤色也可能不同,背景也各不相同。但你可以把这些看作这个人身上的积极之处。

他们有东西可以贡献。不要视而不见,因为你只要睁开眼睛,就会看到他们在那里。

罗宾·波默罗伊:志愿服务于联合国难民署的克劳德·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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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达沃斯电台》由我罗宾·波默罗伊撰写并主持。杰雷·约翰松负责编辑,工作室制作由加雷斯·诺兰负责。

我们下周再见。现在,感谢收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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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马歇尔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个小男孩时逃离纳粹德国,如今通过为难民营体育设施筹款,帮助当今的难民。

他在《达沃斯电台》中讲述体育为何对遭受创伤的年轻人如此重要,并将今天被迫离乡者的处境与自己童年的经历进行比较。

相关链接:

世界经济论坛的难民就业联盟,由联合国难民署和英格卡集团共同担任联合主席,

wef.ch/pod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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