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in Pomeroy: 欢迎收听《达沃斯电台》,这是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播客,聚焦最严峻的挑战以及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我是Robin Pomeroy。
Olivia Siong: 我是Olivia Siong,CNA资深中国编辑兼资深记者。我们总部位于新加坡,隶属亚洲新闻网络,但拥有全球布局,在亚洲各大城市以及西方主要城市都设有记者站。我真诚希望通过讲述各种故事,帮助观众理解亚洲。
Robin Pomeroy: 很好,很高兴与你共同主持这场对话,Olivia。
Olivia Siong: 没错。我们请到了一位出色的嘉宾。
Robin Pomeroy: 请告诉我们是哪位嘉宾。
Olivia Siong: 在介绍嘉宾之前,我想先说明,这是我们与你Robin一起在大连世界经济论坛现场录制的CNA Correspondent特别播客节目。好的,现在我们应该介绍一下嘉宾。
Robin Pomeroy: 请介绍吧。
Olivia Siong: 与我们同在的是Yuen Yuen Ang教授,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Alfred Chandler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她还著有多部著作。《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被《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评为2017年最佳图书之一,另有《中国的镀金时代》(China's Gilded Age)。欢迎你参加这期特别节目。
Yuen Yuen Ang: 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很荣幸能与你们以及Robin和Olivia在此相聚。
Robin Pomeroy: 我们是在世界经济论坛新领袖年会(有时也被称为“夏季达沃斯”)的现场录制的,地点在中国大连。你刚刚从一场你发表演讲的论坛环节直接来到这里,我们希望谈谈你在那场论坛上讨论的一些议题。
我查阅了你过去发表的一些言论,你提出过一个词语。我们过去常谈论“多重危机”(polycrisis),如果你能提醒我们这个词的含义,那就太好了。而你说你已将其演变为“多重机遇”(polytunity)。请告诉我们这两个词分别是什么意思。
Yuen Yuen Ang: 当然。“多重危机”这一术语实际上正是在这个论坛上流行起来的。它由Adam Tooze于2023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当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普遍感到深切焦虑。
因此,“多重危机”这一术语意指全球威胁相互交织、环环相扣,引起了世界领导人的共鸣,并迅速传播开来,广为接受。
而我的建议是,我们应当转换这一术语的视角,因为坦率地说,“多重危机”的概念是由恐惧驱动的,令人麻痹。所以,它确实为恐惧命了名,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但你需要超越这一点。
但更重要的是,“多重机遇”的概念源于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也许因为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人一向以务实和讲求实际而自豪。而身为现实主义者的我认为,在全球秩序崩解的时刻,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令人畏惧,但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这是进行深刻反思与转型的机遇。试想一下,在正常时期,我们并不喜欢做出重大改变,因为这很困难,也有风险。因此,无论局势多么濒临破裂,我们都会照常营运。有时,我们实际上需要被迫做出改变。
因此,当多种事物似乎同时瓦解时——从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到去全球化,再到气候变化——这为我们提供了实施深刻转型的契机。而这种深刻转型,尤其将来自全球多数国家,即世界其他地区。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统治世界的少数国家设定了解决方案、思想观念与议程。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之一是,这种格局已发生巨大变化。权力已经转移,不仅流向中国,也流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声的声音更多了,这是一件好事。
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我认为“多重危机”一词更多是一场西方衰落的“多重危机”。这并非对西方的批评,只是一种客观陈述。
不过,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对于我们将走向何方,确实存在大量不确定性,但全球秩序崩解的时期,同时也是激进变革的时期。我们可以在中国自身的情况中看到这一点。
对中国而言,正是那种让中国得以开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并繁荣发展的全球化秩序的瓦解,曾经是一件大好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将中国困住了,因为中国变得非常擅长制造消费品——鞋子、玩具、烤面包机——以至于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固定在了这一角色中。尽管国家曾努力施压,促使中国企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开展合资合作,进行基础性研发,但这些努力从未真正奏效。原因很简单:当你从消费品制造中获利如此丰厚,你为何还要去做那些艰难的事情呢?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自2016年前后中美开始正面竞争以来,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一定感到相当危险、充满威胁。但这同时也是中国的一个“多重机遇”,让中国可以说:“你知道吗,也许是时候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的世界,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了。”
正是从这里开始,你开始看到我刚才在上一场论坛环节中讨论的诸多变化,即“十四五”“十五五”规划。中国认为:我们擅长制造鞋子、玩具和烤面包机,但我们也确实希望制造先进材料、飞机和量子计算机。鉴于当前世界秩序混乱,无论如何,让我们抓住这一机遇,去做那些艰难的事情吧。
Olivia Siong: 你说的是中国正在发生的这种变化,以及其发展路径。我们在开幕全体会议上听到中国国务院总理在讲话中反驳了这一定性。
Yuen Yuen Ang: 嗯嗯。
Olivia Siong: 西方叙事特别将其描述为“中国冲击2.0”,而他却将其重新定义为“中国机遇2.0”。你如何看待这位国家第二号人物的这种重新表述?
Yuen Yuen Ang: 嗯,正如我所说,我们往往习惯于将生产和消费视为两个独立的范畴。我在论坛上试图表达的观点是,二者实际上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
当今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不仅仅是增长放缓,也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我特别称之为“中国经济悖论”,即高科技进步确实存在,而且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却与广泛的经济放缓并存。
因此,中国正在生产电动汽车、先进材料,但如果国内消费动力不足,那么这些产品就必须走向海外。它们会去东南亚,也会去南非。在论坛上,有听众就南非市场中质量非常高、价格低廉的中国电动汽车提出了问题。
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它们理所当然地会问:如果你们的产品如此优秀,这对你们来说固然很好,那我们又该生产什么呢?其他国家也想发展制造业,它们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给自足,希望攀升价值链。而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实在太擅长了。以往只是消费品制造,如今已经覆盖供应链的各个环节。这就是冲击,而这种冲击是真实存在的,必须正视。
那么,你如何将“中国冲击”转化为“中国机遇”?关键在于消费。这就是为什么提振中国国内消费不再仅仅是国内问题,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因为如果没有中国国内消费,那么在中国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只能销往世界其他地区。
对我们而言,一方面,我喜欢购买高质量、价格实惠的中国产品。但另一方面,从各国利益的角度来看,我们又该生产什么呢?
Olivia Siong: 我想接着你的话说,因为你提到确实需要提振国内消费,但我们去年,或者说上个月看到的统计数据显示,零售额下降了0.6%,这是三年多来的首次下降。这是消费的一项指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央视报道称,中国八个中央政府部门正在讨论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消费”。
这样做会奏效吗?因为这些数据似乎并不能说明当前的措施已经发挥了作用。
Yuen Yuen Ang: 是的,你知道,其中一位与谈嘉宾郭部长用中文提出了一个观点:为什么中央政府真的很难提振消费?因为消费见效很慢。它不像是我按下一个按钮、推出一项新政策,然后三个月后就立竿见影。投资则不同,政府可以说:我要投入X,你知道的,几千亿、几万亿,然后你就能看到对GDP和经济产生的影响。
而消费则非常困难。这几乎就像处理人工智能一样。你以为自己已经投入了所有正确的输入,为什么却得不到正确的输出,对吧?所以他提出了这一观点。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消费长期疲软?原因在于基本面。
中国正在迅速尝试实现我之前提到的结构性转型,即从旧的增长模式转向新的增长模式。
新增长模式下的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电动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的进步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些产业并不能大规模创造就业岗位。如果说在短期内有什么影响的话,它们甚至可能减少就业。因此,当我参观中国某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自动化工厂时,我会想:哇,这太酷了,但工厂里一个人都没有,全都是机器人。那么,工作岗位在哪里呢?
而在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需要工作。更不用说,中国每年都会培养出越来越多需要好工作的大学毕业生。
因此,消费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旧的增长模式已经衰弱,不再为大量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新的增长模式虽然令人印象深刻,却无法大规模吸纳就业。这才是根本问题。
Robin Pomeroy: 那么,对此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的意思是,如果问题是这样,那解决方案是什么?
Yuen Yuen Ang: 解决方案不会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政府曾尝试过一些权宜之计,例如,它们会定期推出一些项目,比如如果你换购电动汽车,就能获得补贴,对吧?这确实是一种暂时的提振,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问题,因为消费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就业。只要我有一份好工作,我就会感到安心;只要我对工作有信心,我就会消费。
因此,我认为其中一个关键解决方案是,目前过分强调尖端技术,它们令人印象深刻、市场前景广阔,而对其他一切的重视程度却太低,比如传统产业,甚至包括电子商务之类的领域。电子商务属于应用型创新,而非尖端创新,但正是经济中的这些领域最终能够创造大规模就业,而且各行各业的人们相对容易参与其中。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想量子计算之类的领域,并非有多少人能够参与其中,甚至连我都不行,大多数博士也无法参与这类产业。
因此,这些领域在地缘政治上非常重要。它们令人眼花缭乱、光彩夺目。但归根结底,在中国提振消费的真正解决方案,必须依靠经济中那些不那么光鲜的部分。比如模块化制造。你明白吗?没有人谈论这个,对吧?大多数人可能会问:那是什么?对吧?
Robin Pomeroy: 那是什么?
Yuen Yuen Ang: 没错,没错。
Robin Pomeroy: 什么是模块化制造?
Yuen Yuen Ang: 是的,中国非常擅长模块化制造,这意味着过去制造业必须在巨大的规模上进行。跨国公司[MNCs,即多国公司]建造巨型工厂,生产一种产品,你知道的,要生产数百万个零部件。而现在,由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而且非常灵活,世界任何地方的企业家,例如瑞士或新加坡的创业者,都可以前往深圳,说:我想制作一款新产品原型,能否小批量生产?在中国,你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既相对快速,又成本低廉,并使许多人能够参与到这一制造活动中。
但你看,我们并不谈论这些,对吧?因为它不够炫目,也不够光鲜,它无法为中国赢得地缘政治筹码,对吧。我们更喜欢那些头条式的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会跳舞的机器人。
这就是分歧所在,你知道。归根结底,中国消费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必须来自朴实的创新,朴实。朴实之处在于,每个人都能参与,进入门槛低,我们可以轻松将其融入日常生活。炫目的创新同样重要,但它只适用于非常特定的情境。
Robin Pomeroy: 不过,我想知道西方是否也是如此。大家都非常兴奋。
Olivia Siong: 不,我同意。
Robin Pomeroy: 大量资金涌入人工智能领域,却可能并不确切知道其中一些技术的具体应用是什么。也许政府和企业正在忽视一些更为朴实的领域。
Yuen Yuen Ang: 我完全同意。你知道,我来自华盛顿特区,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的“K型经济”,“K”意味着它正日益分化: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则在通胀、就业压力等因素下感到越来越绝望。
而在美国,科技公司变得越来越强大,与此同时,普通美国人对身边不断建设的数据中心以及它们对水资源的消耗感到厌倦。因此,美国内部存在这种两极分化。
来到夏季达沃斯,我惊讶地发现,中国人也在使用“K型经济”的说法。因此,尽管两国看似是对手,但这正是我一直强调的主题之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多。
Olivia Siong: 不过,我听到你的意思是,这种提振消费的努力需要时间才能见到成效。
Yuen Yuen Ang: 是的。
Olivia Siong: 那么,我想问你关于中国从今年开始实施的新一个五年规划,即“十五五”规划。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你是否看到了它正在为这种长期转型做准备的信号?
Yuen Yuen Ang: 是的,正如我所说,如果你看看“十四五”规划,其重点是单一的。我要发展尖端技术,当时被称为新质生产力。因此,那是单一的目标。
如果你看看“十五五”规划,消费已被添加进来。正如我试图解释的那样,这并非微不足道的附加内容,而是必要的附加内容。
而如果你看看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两个主题再次被放在一起。
因此,在最高层面上,我认为人们已经认识到,生产和消费并非彼此分离。而且,如果中国继续在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其他国家就会感受到冲击。一旦它们感受到冲击,中国的生产就无法持续。因此,消费环节正是使生产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
Olivia Siong: 我觉得你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来形容这对中国而言的最大转变。你能帮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吗?
Yuen Yuen Ang: 当然。我所使用的比喻是,五年规划当然一直是中国重要的政策指导文件,但在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及之前,它就像是你在自动驾驶模式下直线前行,每五年做一些调整,这是当然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五年规划是在旧的增长模式下运行的,在这一模式下,范式已经确定,对吧?全球一体化、外国直接投资、出口、房地产、建筑业,在这些既定框架之内,你会时不时做些微调,但你清楚目的地,只需继续前进即可。
那么,为什么从“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开始,它突然受到了更多关注?事实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如今亲自监督并起草五年规划。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它已被提升为一种传递信号的工具。
如果用驾驶的比喻来解释原因,那是因为,从“十四五”规划开始,就像中国紧紧握住了方向盘,而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方向盘,因为我们谈论的不是轻型轿车,甚至也不是SUV,而是一艘巨大的油轮,中国正试图右转。这是增长动力的结构性转型,不仅关乎GDP的数量,更关乎GDP来源于最高附加值的创新产业,而中国多年来一直搁置这一转型,因为它曾从旧的全球化格局中获益。
因此,我们突然发现,每个人都在谈论五年规划,仿佛它又变得酷起来了。大家都在谈论它,对吧?而且,它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它抓住了这一右转,即中国自“十四五”规划以来一直试图实现的右转。
Robin Pomeroy: 请解释一下这一右转具体包括什么,它是否更侧重于高附加值、超高科技的内容?对国内消费的关注是否也是右转的一部分?
Yuen Yuen Ang: 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转变是从GDP的数量转向GDP的质量,因此才有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术语。过去,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7%甚至12%,这是很正常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来自唾手可得的果实,对吧,也就是低端制造业。房地产产能过剩,建了又拆,由此产生了大量环境污染。因此,当时人们对增长质量几乎不予重视。
从“十四五”规划开始,中共中央领导层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不再需要那种增长,我们要的是高质量增长。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在擅长的创新类型上实现结构性转型。正如我所说,中国过去非常擅长两种创新。一是“1到10”,即应用性创新。比如有人发明了人工智能,中国将其应用起来。或者,中国也非常擅长“10到100”。事实上,凭借其庞大的市场,中国在这方面尤为擅长。
因此,就绿色能源而言,中国能够大规模扩张并降低成本。
从“十四五”规划开始,中国有了新的雄心:除了擅长“1到10”和“10到100”,我们还想实现“0到1”。如果你看看社交媒体和微信,如今流行的术语就是“0到1”。
如果你不了解背景,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在用类似二进制数字的说法来讨论问题。而他们的意思是,从2000年开始,其实可能比这还要早一点,也就是从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开始,中国意识到,我们在制造业方面几乎样样精通,唯独上游环节不行。因此,当美国切断芯片供应时,中国发现自己毫无办法。于是,中国意识到必须向上游攀升。
因此,“0到1”实际上就是上游创新。这正是新的雄心所在。
Olivia Siong: 我知道这有点像是在水晶球中预测未来。好的。第十四和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有着明显的右转。那么,第十六个五年规划呢?方向是什么?
Yuen Yuen Ang: 嗯。好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个人的,我个人的,你知道,我不太愿意说这是建议,因为听起来太傲慢了。但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只有确保进行各种类型的创新,而不是把所有资金都投入“0到1”的创新中,才能解决消费问题,因为后者并不能创造就业。
这也意味着必须调整中国的官僚激励机制,这非常重要。现在,试想一下你是一名中国官员。你读了五年规划,很清楚什么是重要的。那么,你为什么要去试图复兴房地产,或者某些传统经济呢?那无法让你显得特别有市场价值,对吧?你更希望通过宣称“我有飞行出租车”或“我有会跳舞的机器人”来脱颖而出。
因此,你还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因为执行是在地方层面完成的。必须为地方官员设立激励机制,使其在各类创新之间平衡经济发展,尤其是聚焦于能够促进就业的创新。
Robin Pomeroy: 我们的时间快到了,Olivia。
我本来有很多问题想问您。我原本希望您能谈谈与欧洲人可能发生的贸易冲突,也想请教您关于发展的问题,您知道,或许我会
Olivia Siong: 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
Robin Pomeroy: 好的,我们知道贸易紧张局势势必存在,这个问题我暂且搁置。让我问您关于发展的问题。我想我们只剩一分钟了。
人们或许希望,一些低质量的大规模生产制造业能够从中国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但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这会发生,尤其是因为这类生产正在实现自动化,而且您这里也有大量失业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中国的这些工作岗位。您如何看待中国在需要制造业、需要就业和需要新技术的发展中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Yuen Yuen Ang: 事实上,这种转移正在发生。许多中国企业正在海外迁移。我刚刚与一位专门为希望迁往东南亚的中国企业牵线搭桥的企业家交谈过。因此,这种转移确实在发生,它也是中国企业实现多元化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也许某些国家可能满足于承接低端消费品制造,然而,比如马来西亚就有意发展半导体制造,对吧?其他经济体也希望生产自己的汽车。甚至越南也想生产自己的电动汽车。
因此,对它们而言,问题在于上一场会议中来自南非的一位听众所提出的问题。他问道:面对这些高质量、价格实惠的中国汽车,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或者如何能够自己生产汽车或其他高附加值的理想产品?
Robin Pomeroy: 对此有答案吗?或许是合资企业,或者中国在这些地方的投资?
Yuen Yuen Ang: 我认为理想的答案是,中国消费者也购买它们的产品。
Olivia Siong: 鉴于安教授在研究中国方面的独特地位,我也不能不问她,不过她常驻美国,中美关系总是会被提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但在特朗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后,两国关系已趋于稳定。我们期待未来一年会有更多会晤。您预计这一关系将如何发展,以及它与中国的发展轨迹、“十五五”规划之间有何关联?这种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如何驾驭其发展的下一个篇章?
Yuen Yuen Ang: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信号。我认为,至少从上次访问来看,两国关系感觉要和善得多。但竞争将会持续下去,对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认为,尤其在华盛顿特区,常见的一个陷阱是冷战思维。我的美国同事经常提醒我,如今在美国做决策的人经历过冷战。所以那是他们熟悉的思维方式,对吧?
因此,他们以零和竞争的眼光看待问题,同时还抱有一种期待,就像冷战时期那样,最终结局是一方倒下,另一方取得彻底胜利,然后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就像体育比赛一样,“耶”,对吧?
但这种情况已经不再是现实。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我认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有终局,也不会有明确的胜者。
这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其他国家不再只是被动、弱小,并被迫选边站队。
因此,每个国家,尤其是新加坡,但也包括其他所有国家,都在表示:我们不会选边站队。我们将根据自身利益,与两个大国都开展合作。
对美国而言,这也是一个需要适应的新现实。
因此,美中竞争正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国际背景下展开。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主持一个名为“多极世界与中美论坛”的论坛,我们邀请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讨论中美关系。但我刻意将“多极世界”放在前面,因为我认为,我们经常讨论中美关系时,话题过于集中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
我们需要退后一步,认识到我们实际上身处一个不同的世界,其他所有国家也同样重要。其他国家都希望拥有发言权,而且与20世纪相比,它们今天拥有的自主能动性远超以往。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新世界。因此,如果你们只是坐在这里抱怨“多重危机”,那么这种说法无法引起世界其他地区的共鸣。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现实是喜忧参半的。有风险和危险,但也有上个世纪从未有过的巨大机遇。
Robin Pomeroy: Yuen Yuen Ang 教授,非常感谢您加入我们。
Yuen Yuen Ang: 非常感谢。
Robin Pomeroy: 您可以在任何提供播客的平台收听《Radio Davos》,也可以访问 wef.ch/podcasts。此外,您还可以在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上观看第26届年会(AMNC 26)的所有论坛,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与Ang教授的对话。我会在他这期节目的节目说明中附上相关链接。
Olivia Siong: 这也是一期 CNA Correspondent 播客的特别节目,您可以在任何收听播客的平台上收听,无论您使用哪种平台。这次节目很有趣!
Robin Pomeroy: 太好了,感谢 Olivia 和我。谢谢您,Ang 教授。
Yuen Yuen Ang: 非常感谢。
Robin Pomeroy: 感谢您收听和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多重危机”(Polycrisis)一词用于描述多重全球挑战的交汇:政治两极分化、冲突,以及二战后有关贸易与安全等议题的国际规范走向瓦解。
Yuen Yuen Ang 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她表示,“多重危机”是理解这一问题的有益框架,但要寻找解决方案,我们应当考虑全球的“多元共赢”(polytunity)。
本期《Radio Davos》节目由新加坡CNA(Channel News Asia)特约记者联合制作,并由CNA记者 Olivia Siong 联合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