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你最想解决的问题:贝佐斯地球基金会的安德鲁·斯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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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会议。我们需要更多问责。

安德鲁·斯蒂尔,贝佐斯地球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琳达·拉西纳,《与领袖对话》: 欢迎收听《与领袖对话》,这是一档播客节目,顶尖领袖在节目中分享他们如何应对世界上最严峻的挑战。今天的嘉宾是安德鲁·斯蒂尔博士。他是贝佐斯地球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将与我们谈谈自然、为何我们需要保护自然、自然为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以及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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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斯蒂尔,贝佐斯地球基金会: 如果我们失去自然,就会失去自己的未来。

琳达·拉西纳: 曾几何时,地球上有6万亿棵树。如今只剩3万亿棵。据专家称,亚马孙雨林已陷入如此严重的衰退,100年后可能会变成稀树草原。显然,自然正处于危急之中。如果我们想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保护自然。

本周,我们采访了安德鲁·斯蒂尔博士,了解我们必须采取哪些行动。他是贝佐斯地球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该慈善组织由亚马逊公司的杰夫·贝佐斯承诺捐资100亿美元创立,旨在资助科学家、行动人士、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各方,推动气候与自然行动。

他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面临的一些风险,以及如何扭转局面,其中包括慈善事业如何发挥出人意料且尚未充分挖掘的作用,以及达沃斯期间启动的一项新倡议如何为此助力。

他还将谈到,真正的改变需要什么:许多转型必须同步发生,我们现在需要转变怎样的思维方式。

他会谈到所有这些内容,不过首先会解释“30×30”倡议:世界各国政府将在2030年前把地球陆地和海洋的三分之一划为保护区。下面请他开始介绍。

安德鲁·斯蒂尔: “30×30”指的是到2030年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这很重要,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也许现在保护的面积只有目标的一半左右。

问题在于,我们正在失去极其珍贵的生态系统。这不仅意味着物种消失,是一场悲剧;物种消失的速度比没有人类影响时自然发生的速度快一千多倍。这对后代而言也是一场悲剧,因为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经济活动有70%依赖自然。如果我们失去自然,就会失去自己的未来。

琳达·拉西纳: 如果我们赶不上2030年的期限,前后会是什么样子?

安德鲁·斯蒂尔:情况会很糟。

自然的特点在于,一旦失去,就不是线性变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想想看,世界上曾经有6万亿棵树,如今只有3万亿棵。

有人会说,少了几十亿棵树,没什么区别。

如今,人类将70%的土地用于自身经济活动。听起来不错,我们的经济总体运行良好。问题是,如果你不断侵占更多自然生态系统,就可能意外引发严重后果。

例如,科学专家目前对亚马孙深感担忧,他们开始看到负面循环的迹象。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继续深入破坏,亚马孙将无法维持现状,而会陷入持续恶化的循环,100年后可能变成稀树草原。届时天气系统会彻底不同,水流也会彻底改变,变化完全无法预测,而且几乎肯定会非常糟糕。

因此,我们需要有责任感,不要冒太多风险。

琳达·拉西纳:为了让大家了解我们能够保护些什么,你最近去过安第斯山脉的国家公园。请告诉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什么,漫步其间是什么感受,你当时在想些什么。

安德鲁·斯蒂尔: 嗯,乘飞机时——显然,哥伦比亚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它两侧分别濒临太平洋和大西洋,物种丰富度极高。

比如从首都波哥大出发,乘飞机或直升机向东南飞往我们去过的奇里比克特地区。那里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地方之一,景观壮丽。你会看到森林边界,以及大片森林完全消失的景象。往下看,偶尔能看到几头牛。

人们进入森林砍伐树木。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制度并不十分明确。他们放几头牛在那里,借此让自己看起来拥有合法所有权,即便实际上并没有。平均每头牛占地超过1.5公顷。事实上,如果管理得当,一公顷土地可以养四头牛。

结果就是生产力极低,森林边界年复一年不断向外扩张。我们如今拥有一些技术,来自世界资源研究所——我曾担任该所所长——其中一项叫全球森林观察,它利用卫星监测树木倒下。好消息是,这些卫星已经在轨运行了20年。我们可以回溯过去,逐年展示从2000年以来森林如何不断消失。

如果没有“30×30”,没有相应规则,这种情况就会不断持续下去,无法遏止。无论政府多么有决心,即使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拥有许多能干的官员和政治家,他们也无法阻止。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

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真正严谨的办法:制定法规,让原住民参与其中,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由科学家进行监测,借助卫星实现问责,等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现在正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振奋的时期。

琳达·拉西纳: 要让自然在气候危机的讨论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不被淹没,需要做些什么?

安德鲁·斯蒂尔: 这方面有个非常好的消息。顺便说一句,世界经济论坛在过去四五年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年前,人们谈的全是气候,几乎没人——当时人们觉得自然很重要,但尚未认识到,要解决气候问题,就必须保护自然。基本上,保护自然能够完成气候行动所需工作中的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则包括能源转型、城市等方面。

过去五年里,两者逐渐走到一起。格拉斯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真正促成了这种结合。当然,去年11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时,世界各国达成了“30×30”目标。

这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斗争。当时有一个高雄心联盟。一年前,只有50个成员国、也就是50个国家签署了倡议。随后,我们大力支持这一倡议,其他方面也提供了支持。之后,参与国家增加到120个。在谈判中,他们成功说服了其他国家。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必须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承诺实现这一目标,就会有资源帮助他们付诸行动,因为有时确实存在取舍。

例如,如果你领导刚果民主共和国或厄瓜多尔,就会面临采矿利益。石油和天然气利益集团希望进入原始森林开采资源。当然,短期内这会给国家经济带来很大好处。因此,我们需要证明自己会提供支持。

去年,贝佐斯地球基金会与另外十家慈善机构合作,承诺提供50亿美元,支持愿意落实“30×30”的国家。这项承诺连同其他举措,推动各方更愿意改变。环保人士不能只是对着各国说教,告诉它们必须这样做或那样做。我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证明我们会提供帮助,而这往往意味着资金支持。

琳达·拉西纳:这让我想到了本周在达沃斯启动的气候慈善倡议:GAEA(汇聚力量,放大地球行动)。气候慈善事业对于确保我们动用一切可用资源来资助解决方案,有多重要?

安德鲁·斯蒂尔:我认为,与早些年相比,慈善事业近来更积极地回应了这一需求。不过,目前所有慈善资金中,只有2%用于气候减缓,投入自然保护的资金可能也差不多。从一个角度看,这个比例很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每年仍有数十亿美元。因此,实际上我们可以用这些资金做很多事。

世界经济论坛正与我们中的一些人共同建立这样一个网络,探讨如何不仅增加慈善资金,还能以真正严谨、细致的方式使用这些资金,从而带来实际的撬动作用。

大多数慈善项目过去都是投入一美元,换来相应价值的产出。比如建一所学校或一间诊所。这当然很好,但不会改变整个体系。

因此,我们在贝佐斯地球基金会花很多时间思考:如何投入资金,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和召集能力,从而真正撬动更多资源?

例如,可以帮助降低私人投资的风险,发挥撬动作用;可以说服政府改变政策;可以通过政治压力发挥作用;还可以借助监测和问责机制或研究来推动改变。可以采取的干预措施种类繁多。

我们在贝佐斯地球基金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本十年需要实现哪些重大转型?实际上大约有50项,例如淘汰内燃机、保护30%的陆地,以及在本十年内将粮食损失和浪费减少一半。若把这些目标合计起来,大约有50至70项。我们通过一个名为系统变革实验室的项目对它们进行监测,努力了解这些转型距离积极的临界点还有多远;越过临界点后,改变就会变得不可抗拒且势不可挡。

接着,我们会问:阻碍某项转型达到临界点的障碍是什么?GAEA要做的就是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它将邀请相关慈善机构、政府、企业和科学家共同参与,审视所需的各种转型,并邀请能够在这幅拼图中发挥各自作用的决策者加入。

这就是我们的设想,我们相当期待它可能奏效。希望在来年,我们能围绕一些实际问题进行尝试。

琳达·拉西纳:请介绍一下能源转型加速器,以及即将用于碳信用的新方法。

安德鲁·斯蒂尔:这项工作可能令人振奋,也可能充满风险。

碳市场的发展历程颇为曲折,尤其是在自然领域。15年前,人们曾寄予厚望的举措是所谓的REDD+。它旨在保护森林,由于富裕公司发现难以在自身运营中实现脱碳,便让这些公司出资保护森林。结果没有奏效,原因有二。

第一,项目质量参差不齐,而且缺乏问责和监测。

第二,人们逐渐认识到,公司不能只说:“我不打算在本国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要付每吨3美元给印度尼西亚来保护森林就行。”

所以,这项举措失败了。碳市场也因此陷入低迷,整整持续了十年。在同一时期,国内碳市场——包括美国各州的市场,当然还有欧洲的市场——表现尚可。

现在的情况是,企业真的愿意带着真金白银参与进来。但关键是:它们投入资金并不是为了弥补自身的失责。换句话说,企业不能因为无意解决自身的碳排放问题而拿钱了事。它们必须先使自身碳排放符合所谓的科学碳目标。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需求侧必须到位。

而在供给侧,必须确保质量过硬。

能源转型加速器试图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利用这类高质量的自愿碳信用资金,来解决能源领域非常棘手的问题?

例如,从现在到2030年,我们每年需要关闭925座燃煤发电厂。所需资金根本不存在。但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无法实现所需的1.5摄氏度目标。

因此,美国克里国务卿、贝佐斯地球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协调一项行动,邀请碳市场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参与。如今有很多专家和机构都在从事这方面工作。我们将邀请他们共同制定高标准,争取明年年中前完成,然后开始动员资金,解决一些非常棘手的能源项目。风险在于,标准必须足够高。但如果我们不尝试,风险会更大,因为那样就根本不会有资金。

你可能知道,目前有一项名为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的计划。南非率先启动了一项,印度尼西亚也启动了。印度尼西亚目前已获得200亿美元的承诺,南非则获得85亿美元。

实际上,这些资金首先需要筹措到位;其次,金额还不够。因此,我们需要更有雄心,并且迅速行动。

琳达·拉西纳:你在职业生涯中担任过许多职务。你觉得自己从起步到现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安德鲁·斯蒂尔:我认为自己一开始非常偏重技术官僚风格。我读了经济学博士。当时——幸运的是,经济学正在变化——我们相信人是理性的,经济政策能够非常显著地影响人的行为。我们相信自由市场本身表现相当不错。当然,出于各种原因,市场需要调整。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人的一面。

我想,我的变化在于,归根结底,未来的进步既取决于内心的力量,也取决于严谨精细的分析。

我想这是一方面。我觉得,按照过去的说法,我现在的思维或许更模糊了。但我现在称之为思考得更周全、更现实,能够认识到政治、权力斗争、世界上巨大的失衡,以及不公平和不公正。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那些我希望用一生去解决的问题。

未来的进步既取决于内心的力量,也取决于严谨精细的分析。

安德鲁·斯蒂尔,贝佐斯地球基金会

琳达·拉西纳:今年许多危机同时发生,领导者应该优先处理什么?

安德鲁·斯蒂尔: 兑现承诺。

我们现在其实处于一个不错的位置。在自然保护方面,我们已经承诺实现“30×30”。这会非常艰巨,请持续关注。

在气候方面,情况令人瞩目。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大部分经济体都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受托管理的金融资产中,有130万亿美元已承诺实现净零排放。

这些承诺当时听起来太过大胆,简直难以置信。可以说,COP26正式确认了这些承诺。现在我们需要兑现它们。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会议,而需要更多问责。

人们很容易感叹:天哪,世界正处于可怕的时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把气候变化和自然保护这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放到一边?并非如此。乌克兰事件揭示了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也说明我们当初依赖化石燃料是多么愚蠢。这些化石燃料在地下沉睡了数十亿年,蕴藏于不可靠、完全不值得信任的外国。

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免费发电?想想看,所有能源都来自太阳。获取太阳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让阳光促使生物质生长,再让它在地下埋藏300万年,然后把它挖出来,变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另一种是直接利用今天的阳光。哪种更合理?后一种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多,成本更低,也健康得多。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兑现承诺。这就是关键。

琳达·拉西纳:以上是安德鲁·斯蒂尔的分享。非常感谢他,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以及我的同事制作的《达沃斯电台》和《读书俱乐部》播客文字稿,可在 wef.ch/podcasts 查阅。

本期《与领袖对话》由我主持并制作,胡安·托兰担任录音室工程师,杰里·约翰松担任编辑,加雷思·诺兰负责录音室制作。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琳达·拉西纳。祝你今天愉快。

近年来,世界各地领导人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更好保护自然的成果,但要确保从未来经济韧性到气候行动进展等各方面,都还有更多工作要做。贝索斯地球基金的安德鲁·斯蒂尔博士分享了本十年必须实现哪些转型,以及慈善事业、政策和技术方面的新方法如何推动这些转型越过真正变革的临界点。在这期于2023年达沃斯年会期间录制的节目中,他还谈到了自己在漫长职业生涯中如何成长为一名领导者: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到在世界银行和世界资源研究所任职,再到形成如今的方法,帮助自己更好地平衡一系列挑战,解决他最想解决的问题。向下滚动查看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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