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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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yl Dorsey: 世界各地都存在不公正和不平等。但只要获得资源和支持,个人就能对抗这些不平等的制度,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历史的轨迹走向正义。

Pavitra Raja: 欢迎收听《Let's Fix It》,这是由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推出的播客。我们在节目中与杰出的社会创新者对话,了解他们如何着手解决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问题。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与两位以公平与正义为使命的社会创新者交流。

Phillip Atiba Goff: 种族主义是幕后操纵者的杰作。它是一套叙事和规则体系,为恃强凌弱者撑腰。我和团队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学术研究、人际关系和政策,摧毁幕后操纵者及其所从事的勾当。我想,这就是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

Pavitra Raja: 请在 Apple、Spotify、SoundCloud 或任何收听播客的平台上订阅《Let's Fix It》,别忘了点赞、评分并撰写评论。我是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的 Pavitra Raja。欢迎与我一同探索,了解世界上一些最杰出的人才如何真正着手解决问题。

近三十年来,Cheryl Dorsey 一直是社会创新生态系统的先驱。她最初是一名医生,很快便意识到,有些人,尤其是有色人种,获得医疗服务是多么困难。

在这段历程中,她找到了自己的指南针——头脑加上热忱等于干劲。这个公式也一直帮助我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如今,Cheryl 是Echoing Green的总裁,该组织致力于赋能黑人社会创新者。让我们马上进入对话。

Cheryl Dorsey: Echoing Green 是一个我加入至今近三十年的社群。最初吸引我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世界各地都存在不公正和不平等。但只要获得资源和支持,个人就能对抗这些不平等的制度,并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历史的轨迹走向正义。

我想,若能获得适当的支持、信任和鼓励,个人就能重塑和改写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一点深深打动了我。我认为,这正是我过去三十年来职业生涯的核心工作。

Pavitra Raja: 在过去三十年里,你从医生转型为社会企业家,如今又领导着 Echoing Green。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你非常卓越的职业历程?

Cheryl Dorsey: 我想说,我的职业历程颇为曲折,对吧?我想,我们大多数人进入医疗保健领域,都是因为想服务他人。多年前,我投身这项工作,正是源于对服务事业的深切承诺。

我的父母都是公立学校教师,两人合计近九十年的人生时光都奉献给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中心城区的年轻人。他们教过数千名学生,帮助他们踏上充满机遇的道路。

我认为,对我来说,我们在 Echoing Green 努力向年轻人传达的一个好例子,就是这个有趣的公式:头脑加上热忱等于干劲,对吧?首先要思考的是:你有哪些技能和才干?你真正擅长什么?

我尤其喜欢在学校学习。我数学和科学成绩很好,因此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医学预科和其他硬科学领域。这让我开始想到,也许我可以成为一名医生,为社会带来改变。

于是,我在华盛顿特区接受了儿科医生培训。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在从事意义重大的工作时,往往会开始分析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对吧?

当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住院医生,在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城区为孩子们治疗,然后又把他们送回同样的社区、学校和家中。正是这些环境导致他们的健康结果更差,因为他们贫穷、因为他们是有色人种、因为他们被剥夺了权利。

于是,我开始深入思考自己对这些孩子的角色和责任,也思考自己是否能通过一次照顾一位患者来撼动整个制度。我最终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也促使我投身社会变革、社会创新和 Echoing Green 的工作。如今,Pavitra,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三十多年。

Pavitra Raja: 在你领导 Echoing Green 期间,最令你自豪的成就是什么?

Cheryl Dorsey: 我是 Echoing Green 早期几届奖助金获得者之一。Echoing Green 是由全球私募股权公司 General Atlantic 的高级管理团队创立的。他们是社会创新领域真正的先驱。

Echoing Green 是最早成立的社会企业家资助机构之一,创立于 1987 年。它的理念是,将使创始团队成为成功私募股权投资者的许多商业原则和实践,同样严谨、同样坚定地用于支持社会企业家及其社会变革工作。

我在哈佛读研究生时听说了 Echoing Green。当时我从医学院请假,去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并与我的导师、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Nancy Oriol 医生合作,研究如何降低波士顿黑人婴儿的死亡率。

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时黑人婴儿的死亡率是白人婴儿的三倍,这已经十分骇人,也极不公平。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这种情况竟发生在布莱根妇女医院和麻省总医院等世界顶尖医疗机构的眼皮底下。

于是,我作为一名医学生,与身为产科麻醉科医生的 Nancy Oriol 医生一起,开始思考:我们可以凭借在哈佛医学院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自家后院解决这种种族健康差距吗?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社区交流、开展外展工作,最终萌生了建立流动医疗服务站的想法,借此真正弥合街头生活与世界顶尖医疗机构内所发生之事之间的鸿沟。

家庭医疗车由此诞生。这是我们创办的流动医疗服务站,旨在服务波士顿多个黑人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街区居民。

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还是学生,她是产科麻醉科医生。许多晚上,我们都坐在她的厨房餐桌旁,孩子们在尖叫,狗在吠叫,我们一边吃意面,一边想办法筹建这个项目。

我告诉她,我在公告栏上看到一张传单,说有一个新设立的奖助金项目,也许能为我们启动这个项目提供资金。所幸我申请了,并有幸通过层层严苛的面试,于 1992 年成为 Echoing Green 奖助金获得者。

能够加入并成为这个社群的一员,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它让高峰变得更高,也让低谷没那么低。这就是我最初涉足社会创新的经历。

过去二十年来,我有幸成为该组织的工作人员。回到你的问题:我最为 Echoing Green 自豪的是什么?有很多,但在许多方面,Pavitra,这么多年后仍让我留在这里的,是它坚定地致力于打造一个属于社会企业家、由社会企业家服务、为社会企业家而存在的社群。

我每天都努力支持他们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能够成为这个备受珍视的社群的一员,是我无比自豪的事。

Pavitra Raja: Cheryl,你太鼓舞人心了。你刚才说了很多我想深入探讨的内容。先从这个问题开始:Cheryl,为什么代表性对你如此重要?尤其是通过 Echoing Green 的工作,你如何赋能黑人社会创新者?

Cheryl Dorsey: 代表性让我们能在自己的工作和参与的运动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当你在这些领域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就有了想象更宏大、更大胆的梦想,并在工作中追求这些梦想的基础。

教育改革运动有很好的数据表明,例如,当有色人种学生拥有有色人种校长和教师时,他们的学业表现会更好。这就是代表性的体现,对吧?它会直接转化为更好的结果。

我认为,多年来社会创新领域也是如此,这与社会创新运动的创立方式有关。它源自慈善事业的传统,来自非常精英主义的圈子。因此,在种族、阶级和地理分布方面都缺乏代表性,在全球南方的代表性也远远不够。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

我认为,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作为一名黑人女性,我长期以来一直在这个领域发声,这一点很重要。这表明,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在这场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认为,这也让与我相似的人感到一些安心和信心:有人能代表他们,努力打造更加公平、更具包容性的空间,欢迎他们加入。

Pavitra Raja: 二三十年来,你一直是这个领域的思想领袖。你为什么认为社会企业家是寻找系统性解决方案的关键,无论是应对气候危机还是促进社会正义?

Cheryl Dorsey: 你知道,二十世纪的许多进步都得益于这些伟大的社会正义运动。因此,它们是我们最重要的历史力量之一。

不过,我越来越相信,正义工作始终不可或缺,但要应对当今不断变化、迅速发展的挑战,它已不再足够。这些挑战如此复杂,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才能着手解决。

社会创新似乎正是这些重要工具之一,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探究问题所在。再说一次,我认为社会创新者是一类特殊的变革型领导者,处于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

他们能够在这些领域之间传播理念、开展合作并动员各方,这使社会创新者成为一种尤为独特且切合当下需要的行动者。这是一个原因。

我认为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具有企业家精神,对吧?创业精神具有颠覆变革的根本力量,而面对这些僵化、不平等且力量极不对称的制度,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力量。渐进式改变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兼具颠覆和跨越式发展的机会,是企业家式方法和领导者所独有的。这种可能性极具吸引力,也让我开始意识到,这类领导者确实与众不同。

Pavitra Raja: 你认为哪些因素会妨碍社会创新者继续开展工作?这个领域最令你担忧的是什么?你认为哪些事情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Cheryl Dorsey: 社会创新生态系统中有很多方面需要加强,这也是你我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

我想说,Echoing Green 越来越关注一个问题:需要修复运动融资,对吧?现有的融资架构和体系从根本上说并不适合开展这项工作。

几年前,我们与 Bridge Span 的朋友共同发布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研究黑人领导者与白人领导者之间的资金缺口。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是一组非常理想的样本和比较对象,因为了解我们这个领域的人都知道,申请我们的成千上万人中,不到 1% 能成为 Echoing Green 奖助金获得者。

所以你会认为,通过这套极其严格的选拔流程后,一旦加入 Echoing Green 网络,我们的奖助金获得者在筹集资金方面应该能够实现平等。

然而,我们却发现,所支持的黑人和白人创新者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黑人社会创新者筹集的收入比白人同行少 24%,不受限制的净资产则比白人同行少 76%。

最初的资金缺口产生了连锁影响,拖慢了由这些黑人领导者运营的企业的发展轨迹,成为其发展的沉重负担。他们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全球南方领导者、女性社会创新者以及有色人种女性社会创新者所面临情况的缩影。

后来,我们进一步研究自己的项目组合,开始看到更多情况。Echoing Green 大约有 900 位奖助金获得者,其中约 400 位是有色人种,致力于种族平等议题。如果我们查看他们的预算,将最小规模的组织提升到年预算约 100 万美元;如果有些组织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年预算约为 100 万美元,我们就努力帮助它们提升到 500 万美元。

这些团体的资金严重不足,合计还能吸收额外的 15 亿美元。这些企业的资金短缺就是如此严重。

我们要求公民社会的领导者挺身而出,应对当今最严峻的挑战,却不给他们适当的资源和基础设施,也不让他们获得这类资金工具。这样的现状已经让 Echoing Green 的所有人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找到合适的融资方案、在合适的时机为合适的领导者提供资金,并建立一整套工具和技术支持服务,帮助他们吸收和运用各种资金之前,我们就无法派遣这些正义事业的先锋去开展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充足的资金和资源支持。

融资体系之所以失灵,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始终以投资者为先。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你看待问题的视角,而整个体系都是按照投资者优先的视角建立的。

试想一下,如果以创始人为先,情况会是什么样?这样的视角并不存在。Echoing Green 以奖助金获得者为先,但我们只是少数派。这种理念在其他领域并不存在——资本市场并非如此运作,慈善事业也不是这样。权力关系完全偏向资本分配者,这就是融资及其他许多领域出现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原因。

这也确实引出了交叉性的问题。我们大概都因为杰出的 Kimberlé Crenshaw 教授而熟悉这个术语。她指出,社会分类之间相互关联,会造成相互重叠、彼此依存的不利处境和歧视。

不过,她的许多研究实际上源自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以及之后黑人女权主义者的工作。她们反对美国的妇女运动将黑人女性边缘化,因为她们不仅是女性,也是美国的黑人。

只需看看不同人群的相对收入就够了。在美国,白人男性每赚 1 美元,黑人男性赚 0.74 美元,白人女性赚 0.78 美元,黑人女性赚 0.64 美元。

这就是交叉性的鲜明例子,对吧?再清楚不过了:你的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决定了你口袋里的钱有多少。我认为,慈善事业一直未能及时认识到,真正产生影响的道路必然要经过种族平等;同时,也需要深入理解和分析种族、阶级、殖民地身份对你解决所关心社区问题的能力有何影响。

如果慈善事业不开始采用交叉性视角,不去认识这些差异及其对机会和结果的影响,也不考虑它们必须如何影响解决方案,我们就不会有任何进展。慈善事业必须开展这项工作,但至今仍未做到。

Pavitra Raja: 刚才接受采访的是 Echoing Green 总裁 Cheryl Dorsey。请继续收听,广告之后,我们将与社会创新者 Phillip Goff 对话。他正在运用大数据,让种族偏见成为过去。

Pavitra Raja: 欢迎回到《Let's Fix It》,这是世界经济论坛旗下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推出的播客。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了解社会创新者如何揭露种族不平等,并改变有色人种的生活。

Phillip Goff 第一次经历种族主义是在高中时期。这段经历改变了他。如今,Phil 身兼多职:心理学家、社会企业家和讲故事的人。他也是种族偏见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将自己的专长结合起来,共同创立了“警务公平中心”(Center for Policing Equity),这是一个专注于种族与警务工作的行动型智库。Phil 也是我的私人导师。他的智慧和鼓励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们希望这次对话也能为你带来同样的影响。

Phillip Atiba Goff: 恃强凌弱者会直接对个人施展权力。还有一些人暗中操纵,他们通过制定正式规则来行使权力,这样就不必承担责任。他们可以把责任推给规则,而不只是自己。

幕后操纵者通过编造叙事来行使权力,促使人们制定保护他们的规则。这样他们就能宣称事情理应永远如此,我们现行的规则如此安排是正确且自然的。

种族主义是幕后操纵者的杰作。它是一套叙事和规则体系,为恃强凌弱者撑腰。我和团队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学术研究、人际关系和政策,摧毁幕后操纵者及其所从事的勾当。我想,这就是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

Pavitra Raja: 请谈谈你们应对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以及你们正在如何尝试解决它。我之所以说“尝试”,是因为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不同情境下呈现出的面貌也大不相同。警务公平中心和 JusticeRx 如何通过各自的组织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Phillip Atiba Goff: 有意思的是,人们一旦诊断出问题,马上就想着采取行动,想说:“好,我明白问题是什么了。让我来提出解决方案。”

我认为人们常常忽略了一步,而我自己肯定也曾多次忽略:你还没有弄清自己的角色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作为一名学者、社会科学家和定量研究者,我并没有生活在那些与我同样经历过或目睹过压迫和阶层分化的社区里。

因此,由我在这些地方社区中带头并不合适。那就像是空降进来。我曾与活动人士和组织者交谈,他们称之为“蚊子式工作”:你径直拿走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飞走,往往还留下感染。

所以,在警务公平中心,我们努力恪守自己的职责范围,为推动正义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扫清障碍。这意味着,我们与各类领导者合作:他们可能是民选官员,可能是执法人员,也总会包括社区中的一些人。有时,他们甚至不被承认为领导者。

这些人只是才华横溢、知识深厚的人,拥有智慧,也有自己的经验。但有时,这些领导者不知道别处有哪些成功经验,因为人不可能时时刻刻阅读所有资料。他们不知道可能性何在,也可能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才能在推动变革的同时保住所需的权力。

所以,在当下的美国,全国各地都有民选官员希望减少我们对惩罚体系的依赖。但他们担心,一旦这样做,暴力事件就会激增,他们将在下一次选举中承担政治责任。如果他们连下一次选举都无法胜出,又能推动什么改变呢?

有时,你确实得决定有些事情比选举更重要;但有时,你需要的是有人告诉你,你可以采取大胆行动,以符合自身价值观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时不因此遭受重创。

这就是科学能够提供的证据。这些是科学家以及以科学为依据的组织工作能够带来的叙事。而一旦建立起科学基线,我们就能据此建立关系。所以,说到底,我们所做的大多数事情,目标都是释放更大胆的行动,推动正义——如果这么说讲得通的话。

Pavitra Raja: 给我介绍一下 JusticeRx,以及它在华纳兄弟旗下的进展吧。这对你来说是个非常令人振奋的项目。它是在两年前推出的。

Phillip Atiba Goff: JusticeRx 实际上是我收到的一份有点让我不情愿接受的礼物。2020年夏天最严峻的时候,娱乐行业有几个人给我打了几通电话,想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来提供帮助。

其中一通电话来自华纳兄弟电视集团的负责人。他想看看能否开发一些内容,并改变他们安排合作交易的方式,让这些做法更符合人们对种族如何构成不平等的认识。

我当然说:“这真是太慷慨了,也是个疯狂的主意。谢谢,不过不用了。我已经有两份工作了。”这让我觉得像是在邀请我成为一个失败的黑人。我有两份工作。有些人毕生都在努力进入那个行业,他们才华横溢,有时却只能取得微不足道的成功。对吧?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好坏,但也需要付出大量心血。我亲眼看着一些朋友在那些领域取得成功。

但后来,我的一位同事兼朋友对我说:“Phil,有时候有些门,你可以让开一步,让别人走进去;有时候有些门只对你敞开。所以你的目标就是走进去,并把门撑开。这就是后面这种情况。”

结果证明她说得对。我组建了一个团队,开始开发原创内容,也为华纳兄弟提供咨询,涉及方方面面,从节目内容到他们开展业务的方式,再到他们考虑如何与观众互动。这段经历非常精彩,对我来说也是一次美好的学习经历。

我们的目标是戳破我们关于自身所讲的谎言,并运用最有力量的艺术媒介——讲故事的力量。讲故事能在别人的脑海中真正重新构建一种真相。我们试图运用这种媒介,让讲故事本身也承担起责任。

因为如果你想想讲故事的力量,也就是在别人脑海中重新构建真相或某种真相的力量,我们什么时候真正追究过好莱坞如何运用它所掌握的力量?所以,这项工作的目标只是要指出,好莱坞一直在撒谎,而它对我们社会中最脆弱群体的描述尤其严重地歪曲了事实。

我们该如何纠正?该如何戳破这些谎言?我们已经有一个节目售出并进入开发阶段,目标是戳破关于刑事司法系统如何运作,以及正义和乐观精神如何发挥作用的谎言。

我们正在筹备的其他项目也有类似方向,关注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但绝不居高临下地训诫任何人,只是尽可能真实地展现生活在他人处境中的感受,让人们看见这些叙事中的谎言,以及其中的一些真相。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努力帮助华纳兄弟。不过我得说,他们目前正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转型期,现在完全说不准他们或行业里的其他人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致力于这些议题。

但过去几年里,我们一直在帮助华纳兄弟寻找方法:如果他们想在种族、性别、性取向和其他脆弱性维度等议题上采取正确行动,就可以从经营方式和讲故事的方式入手。

Pavitra Raja: 这是一个力量如此强大的倡议,能参与其中也是如此令人振奋。给我讲讲你作为社会企业家的经历吧。你曾是一名学者,创办了两个机构,最近又接手了 JusticeRx。说说这一路走来的经历,以及其中一些亮点吧。

Phillip Atiba Goff: 是的。我以前不知道社会创业是一回事。直到我获得施瓦布年度社会企业家奖之前,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就这段经历而言,我理解这个词指的是存在于有权力的人和面临问题的人之间的重要生态系统。

我们有句常说的话,尤其是在黑人组织工作中:最接近问题的人也最接近解决方案,但他们往往离实施解决方案所需的权力最远。

因此,社会企业家在掌握解决方案却缺少权力、同时也受问题困扰的人,与拥有权力的人之间搭建桥梁。我认为,社会企业家始终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拒绝任何邀请你替无声者发言、为无声者代言的机会,而应当把麦克风递过去。

我走上这条路的过程,就是不断摸索如何恰当地运用经由这座桥传递来的力量,并越来越直接地把它交到最接近问题和解决方案的人手中。

Pavitra Raja: 我们不可能明天就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未来50年也未必能解决。也许要花上一代人的时间,甚至更久。但如果我一定要请你说一件今天就能做、能让我们更接近瓦解这些体系的事,那会是什么?

Phillip Atiba Goff: 我希望我们每天都在不断接近目标。这件事无法用政策或公众舆论来衡量,真正的衡量方式,是有多少人日复一日地投入其中,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平等、更加公正的社会。

我们目前着重开展的工作包括减少伤害,以及努力推动落实问责指标。我的总体看法是,绩效管理是个好主意——至少在治理体系中,它应当像在商业体系中一样得到运用。

如果我们衡量员工留任率和员工净推荐值,那是因为这些是问题所在。它们能让你知道自己是否存在有毒的文化或士气问题。我们知道,士气越好,人们的工作效率就越高。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衡量政府参与度,也可以衡量我们如何利用惩罚体系造成伤害。可我们没有这么做。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在追踪刑事司法系统造成的伤害时,像追踪刑事司法系统减少暴力的成效那样积极。

我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这会发生,因为年轻人会接过这项工作,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明白每一个接触刑事司法系统、遭受国家惩罚的人,都是政策和社会的失败。我们辜负了那个人,这不意味着个人没有责任。人们总会做出糟糕的事,也会犯错、做出可怕的决定。但那些导致你必须与社会隔离的决定,很少是由拥有资源、拥有维持自身健全所需条件的人做出的。

而做出这类决定的人,几乎总是受到某种心理健康问题、药物滥用问题或家庭失调的困扰。如果我们能主动应对导致严重行为问题的风险因素——我说的不是老大哥式监控,而是把资源提供给需要的人,并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我们就能让如今被认为需要关押、需要警方介入或刑事司法介入的人数大幅减少。

我们要让这类人数接近于零,以至于我们会认真思考一个关乎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否需要这些体系?我希望我们朝这个方向前进,也就是明白每一个最终被拿来当作“你看,他们就该被关起来”例子的人,都是因为我们以某种方式辜负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或许只有一两个例外。也许一两个。

Pavitra Raja: 首先告诉我,你会给想从事和你一样工作的人什么建议?

Phillip Atiba Goff: 我想说的是,我读本科时的一位导师 Cornel West 给过我的建议,或者说忠告。

那时我情绪很低落地走进他的办公室。我想我正经历一段糟糕的分手,因为大学嘛。我说的话大概是:“嗯,我原本是这么想的,但谁在乎我怎么想呢?”他把手放在桌上,说:“我需要你明白,你对自己关心的事情很重要,我也需要你这样看待自己。”

他接着列举了我在那个学期里说过的一些话。然后他说:“除了你,没有人在想这些,也没有人在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如果你觉得它们不重要,如果你对自己感到厌烦,那就去做点别的。但如果这些想法让你兴奋,如果你觉得它们对这个世界有哪怕一点意义,还有谁会去做?你对自己关心的事情很重要,除了你,没有人会替你做你关心的事。”

所以,把自己看作对你最在乎的事情很重要的人。这是我给任何涉足这个领域的人的唯一一条建议,也是我首先会给出的建议,因为人们很容易觉得,也许你无法衡量成果,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结果;又或者你花那么多时间做人力资源、招聘、解雇、重新招聘和培训,最终并没有真正产生影响。但你确实产生了影响。哪怕你所做的一切只是挺身而出,我认为这也会成为下一个人的榜样。你的行动会产生连锁效应。

Pavitra Raja: 那么,给我讲讲你的“为什么”吧。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是自己想要奉献一生的事业?又是什么让你每天早上醒来,继续为正义而奋斗?

Phillip Atiba Goff: 对我来说,故事的起点在高中。我那届有三名学生被认为很聪明。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总被当作聪明学生看待。

后来到了高三,我们有一位刚开始教 AP 英语的老师——AP 就是大学先修课程,那是很好的英语课——而学期头几个月我都没去上课。

我病了,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还得了吃贝类会感染的那种肝炎。所以这真是糟糕透顶的一连串病。我开始返校后,每天只上下午的课,因此错过了这门课。

简单来说,他对我非常刻薄,总是针对我,就是不喜欢我。我不习惯这种事,于是去找以前教 AP 课的老师谈。他是一位黑人同性恋,也是家里的朋友。我对他说:“我真的被这个老师弄得很困扰。”

他对我说:“我真高兴,这种事终于发生在你身上了。”我说:“什么?这听起来也太刻薄了。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对每个黑人学生都这样,而他没法对你为所欲为。”

那一刻我甚至没意识到发生的事情是种族主义。看起来不像,那家伙又没穿白袍。他没说那个以 N 开头的种族歧视词,也没用其他辱称,但显然他每个班都会针对黑人学生。另外那两名所谓的“聪明学生”借助学校里的种族主义,让自己显得聪明,还把其他人害得惹上麻烦;这一切我当时都没看出来。

于是我在高中有一年——那时大约17岁——每一堂课都成了折磨。但我上大学后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试着发展一种语言,来理解种族主义,而此前没有人教给我这种语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教训,意义有很多层面。

第一,我们没有给人们提供这类语言。另外,这种语言也会随着时代变化,因为这并不是说我的父母没有积极参与反种族主义工作。他们参加过华盛顿大游行,上大学时也积极参与行动。但他们没有一种语言,能让我理解自己经历的种族主义。

所以,我们需要让一代又一代人掌握新的语言。在我所做的一切中,从好莱坞的叙事和交易咨询,到我们设计科学研究来考察公共安全,都是为了讲故事,让脆弱群体拥有一种语言,能够呈现他们的经历、历史和亲身现实,并赋予他们道德权威,让他们说出什么是不公正的,以及通往自由的道路可能是什么样子。那时我17岁,试图为45岁的自己找到一条路。

Pavitra Raja: 刚才那位是菲利普·戈夫,警务公平中心和 JusticeRx 的联合创始人。

想了解更多社会创新者如何推动改变吗?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schwabfound.org。

感谢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Cheryl Dorsey 和 Philip Goff。请在你收听播客的平台订阅 Let's Fix It。也请给我们评分或写下评论。

本期 Let's Fix It 由我 Pavitra Raja 主持,Alex Court 制作,感谢 Amy Kirby 和 Jere Johansson 负责编辑,以及 Tom Burchell 负责声音设计。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Motsepe Foundation,也感谢我们的执行制片人 Georg Schmitt、Robin Pomeroy 和 Francois Bonnici。感谢收听,敬请期待更多鼓舞人心的故事。

向下滚动,阅读完整播客文字稿。

在本期《Let's Fix It》中,两位社会创新者 Cheryl Dorsey(Echoing Green 总裁)和 Phillip Atiba Goff(警务公平中心联合创始人、Justice Rx 联合创始人、耶鲁大学 Carl I. Hovland 非裔美国人研究教授及心理学教授)致力于瓦解从警务到慈善事业中的不平等体系。


向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社会创新者学习,了解如何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可持续且平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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