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办公能省下多少通勤时间？

新冠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极大减少了员工通勤时间。一项涵盖了27个国家员工的全球调查显示，2021年到2022年期间，居家办公每周为每名员工节省了约两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平均而言，节省的通勤时间中，有40%被额外投入到主业或副业之中。男性和女性在如何分配节省出来的通勤时间方面差异不大：有14岁以下儿童的家庭中，女性每天只比男性多投入2.4分钟用于照顾孩子。

新冠疫情带来了大规模的、持久的工作范式迁移，居家办公变得非常普遍（Barrero et al. 2021b，Aksoy et al. 2022及Schwellnus et al. 2022）。显然，这种转变减少了员工们花在通勤上的时间。但居家办公究竟能节省出多少时间，员工又到底如何会分配自己节省出来的时间呢？

通过全球工作安排调查（Global Survey of Working Arrangements，以下简称G-SWA），我们试图回答以上这些问题。G-SWA是一项个人层级的微观调查，收集的数据包含了人口统计学背景信息、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情况、疫情结束之后雇主对保留居家办公模式的计划、员工通勤时间等。我们调查了20-59岁小学学历以上的员工，量化了他们因居家办公而节省的通勤时间，并展现了他们如何使用这些节省下来的通勤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27个国家进行了两次调查，一次在2021年7月底/8月初，另一次在2022年1月底/2月初。正如我们在Aksoy et al. (2022)中所讨论的，G-SWA的样本偏向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这一抽样偏差在大多数富裕国家稍轻些，但在中等收入国家相对严重。

我们是这样测量居家办公节省下来多少时间的。在第一次G-SWA调查中，我们问受试者：“在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你上下班的通勤时间通常是多久（单程）？”。在第二次G-SWA调查中，我们则问：“你通常花多长时间上下班（以分钟计）？如果你目前不需要通勤，请根据你在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的通勤时间来回答”。我们通过将第一次调查中的单程通勤时间翻倍、第二次调查中的上下班时间相加，得到两次调查的每日总通勤时间。

对于那些在新冠疫情中曾主要居家办公的人，我们通过询问以下问题来测量他们对节省下来的通勤时间的分配模式：“新冠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时，你如何利用自己因不需通勤而节省的时间？请为每项活动分配一个百分比（总和应为100%）”。

1. 从事你目前的工作/主业

2. 从事（新的）副业

3. 照料孩子、开展家庭学校和/或照顾其他亲属

4. 改善家居环境、做家务或购买杂物

5. 进行室内休闲活动（例如阅读、看电视和看电影）

6. 锻炼身体或进行户外休闲活动

利用这些调查问题，我们计算出将节省出来的通勤时间用于工作（1+2）、休闲（5+6）和看护活动（3）的百分比。接着，我们将这些百分比乘以居家办公时每天节省的加总通勤时间，就得出分配给每种活动的额外时间。

为了获得截至调查为止的每周居家办公天数，我们询问了以下问题：“你本周带薪居家办公的天数是多少？”回答的选项范围是每周0天到每周5天以上。

为了获得关于未来居家办公计划的数据，我们询问了以下问题：“疫情后，在2022年往后，你的雇主计划在多长时间内允许你完全居家办公？”如果员工表示其雇主既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宣布过有关居家办公的政策，我们就为这些受访者赋予一个0值。

图1展示了居家办公每天节省的通勤时间在国家层面的条件平均值。我们使用回归方法来控制年龄、性别和教育分布的跨国差异，并将美国的平均值作为基线值。每日通勤时间的条件平均值从较低的塞尔维亚的51分钟、波兰的54分钟、美国的55分钟，到较高的印度的99分钟、日本的100分钟以及中国的102分钟。在27个国家中，有23个国家居家办公时平均每天节省的时间超过1小时。对于全部27个国家，加总的条件平均值是每天节省了72分钟。

图1 居家办公时每天节省的通勤时间，国家层面的条件平均值

截至调查时间，男性和女性平均居家办公约1.7个全天。而雇主的未来工作计划则显示，新冠疫情结束后，每周居家办公的天数将在0.8天左右。将这些结果与图1中每天节省的通勤时间相结合，我们的数据表明，在2021年和2022年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每周为每位员工节省了大约2个小时，而在新冠疫情结束后，居家办公每周将为每位员工节省大约1个小时。这相当于每周46小时（即带薪工作40小时和通勤6小时的总和）工作时间的2.2%。在通勤时间较短的国家和受过高等教育员工比例较小的国家，节省的时间往往较少（因为受过较少教育的员工，相应的居家办公的时间也较少）。

图2显示，平均而言，节省的通勤时间中有40%被额外投入到主业和副业中，另外34%用于休闲活动，11%用于看护活动。这些结果与Barrero et al.（2020）对美国的研究结果以及Hensher et al.（2022）对澳大利亚的研究结果大致相似。回到我们的数据，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主业和副业的额外工作时间占用了53%的时间资源，但在德国、希腊、日本、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这一比例则不到35%。奥地利、西班牙和德国的受访者将超过40%的节省通勤时间分配给了休闲活动。在新加坡和韩国，额外的看护活动只占用了6%的时间资源，而在希腊、意大利、波兰和塞尔维亚，这一比例则达到了15%或以上。

图2 节省出来的通勤时间分配，国家层面的条件平均值

图3显示了居家办公时每天节省的通勤时间如何随人口特征而变化。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大专、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日均节省通勤时间，比仅受过中小学教育的员工长10分钟左右。也许图3中最值得留意的信息是，日均节省通勤时间随人口特征变化的幅度很小。相比之下，由于居家办公而完全避免通勤的概率，随着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提升而明显增加，这一结果与Barrero et al.（2021b）对美国的研究结果相呼应。

图3 居家办公每天节省的通勤时间，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无条件平均值

图4提供了关于分配给工作、休闲和看护活动的时间资源如何随人口统计学而变化的信息，我们能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其中，家中是否有14岁以下的孩子对如何分配节省出来的时间有着很大影响。相对于参照组，有孩子的妇女将节省时间中的11.4分钟用于看护活动。而对于男性来说，这一数值为9分钟。这一数据或许会令人感到惊讶，男女之间在如何分配时间资源方面似乎差异不大。虽然男性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但这一数据的男女差异只有每天2.4分钟。除此之外，男性在休闲活动方面也只多用了大约两分钟的时间。相对于男性，当家中没有14岁以下的孩子时，女性每天会多出0.7分钟的时间用于看护活动，当有孩子时则多出2.4分钟。

图4 节省下的通勤时间的分配方式如何随个人特征而变化

居家办公及其减少的通勤时间，也会以许多其他方式对个人和社会产生影响。Kahn（2022: Chapters 2 and 3）的研究详细讨论了居家办公会如何增加个人生活自由、提高生活质量、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并帮助人们在社区中积累更多社会资本。居家办公的时间更多，也就意味着交通系统的负荷更轻，特别是在出行高峰期的交通拥堵会更少。正如Hook et al.（2020）所回顾的，现有的证据表明，居家办公可以减少整个经济系统的能源消耗和污染。Barrero et al.（2021a）认为，在面对疫情和其他阻碍出行与现场工作的情形时，远程工作能够有效提高经济和社会韧性。Aksoy et al.（2022）和Glaeser（2022）也考虑了居家办公的范式转变为城市带来的挑战。Vielkind（2023）则强调了公共交通乘客量大幅下降所带来的特殊挑战。

作者注：所有全球工作安排调查（G-SWA）的数据均可免费供研究人员使用，网址为：https://wfhresearch.com/gswadata/。

Aksoy, C G, J M Barrero, N Bloom, S J Davis, M Dolls, and P Zarate (2022), “Working from home around the world”, VoxEU.org, 8 October.

Aksoy, C G, J M Barrero, N Bloom, S J Davis, M Dolls, and P Zarate (2023), “Time savings when working from home”, forthcoming,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Barrero, J M, N Bloom, and S J Davis (2020), “60 million fewer commuting hours per day: How Americans use time saved by working from home”, VoxEU.org, 23 September.

Barrero, J M, N Bloom, and S J Davis (2021a), “Internet acces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ivity, inequality, and resilience”, in M S Kearney and A Ganz (eds.), Rebuilding the Post-Pandemic Economy, Washington, DC: Aspen Institute Press.

Barrero, J M, N Bloom, and S J Davis (2021b), “Why working from home will stick”, NBER Working Paper 28731.

Glaeser, E L (2022), “Urban resilience”, Urban Studies 59(1): 3–35.

Hensher, D A, M J Beck, and C Balbontin (2022), “Time allocation of reduced commuting time under working from home”, 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 56(4).

Hook, A, V Court, B K Sovacool, and S Sorrell (2020),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nergy and climates impacts of teleworking”,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5(9).

Kahn, M E (2022), Going remote: How the flexible work economy can improve our lives and our c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wellnus, C, T Sinclair, F Losma, and others (2022), “Teleworking is here to stay and may raise productivity if implemented appropriately”, VoxEU.org, 10 February.

Vielkind, J (2023), “Public transit goes off the rails with fewer riders, dwindling cash, rising crime”, Wall Street Journal, 8 January.

本文作者：

Cevat Giray Aksoy，欧洲重建与发展银行经济学研究员

Jose Maria Barrero，墨西哥自治技术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

Nicholas Bloom，斯坦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Steven Davis，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杰出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Mathias Dolls，Ifo研究所宏观经济和问卷调查中心副主任

Pablo Zarate，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生

本文原载于世界经济论坛Agenda博客，转载请注明来源并附上本文链接。

翻译：陈达铿

编辑：江颂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