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来,当发达国家的旅客来到低收入国家游玩时,最令他们难忘的就是智能手机以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移动科技在亚非拉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法国、英国这样的西欧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以及商业、教育机遇也随着移动科技的发展,一同发生了转变。

对于这样的技术转型来说,欧盟于1987年实施的强制性技术标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根据相关法规,横跨欧洲大陆的设备以及服务市场得以建立,GSM标准在全球得到推广应用。2004年之前,GSM服务的用户累计超过10亿人。法律法规在全球得以推广,意味着移动设备和网络设施能够大规模生产。因此,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不同国家之间的网络连接也变得更加简易。

实际上,很多法律法规都扮演了“标准制定者”的角色。有人认为,法规会不可避免地对行业带来负面影响,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实际上,法律法规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GSM标准的例子告诉我们,法律法规能够创造市场,并扩大市场。当面临技术竞争时,如上世纪70年代Betamax和VHS之间为争夺视频录像带的标准制定权,相关标准就能被快速制定下来,消费者们就能从中获益,不会把钱财白白花费在使用了过时标准的产品之上。当像欧盟这样的大规模市场通过法律的形式制定了产品标准,美国、中国等大规模经济体就能够很快地加入其中,从而形成“价格降低-品质提高-需求增加”的良性循环。

这种良性循环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这也正是为何英国企业愈发担忧,在英国退欧之后,英国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不会与欧盟法规保持一致。英国工业联合会(CBI)在咨询了数千名成员之后,呼吁英国的国内法律应当与欧盟有关货物、服务贸易以及数字标准的相关法律“持续保持一致”。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市场的规模无比重要。

其次,法律法规能够鼓励竞争,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乍一看,这种说法似乎自相矛盾。实际上,很多法律法规允许寻租行为。垄断部门的企业时常会抱怨遵守法律法规会为他们带来诸多负担。然而,他们之所以不会面临竞争对手,正是因为法律法规为市场准入设立了很高的门槛。遵守法规的成本正是他们为自身的市场影响力所付出的成本。

然而,有些部门,比如金融部门,则并非事事都需由法律法规所束缚。政府官员通常会认为每当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就需要制定法律来保护消费者,这就导致了法律法规的冗杂,带来人们所不想看到的结果,使得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无比复杂。金融部门目前面临的问题包括审查项目过多,不当交易数目较多等,新的法律法规似乎并未起到很好的作用。这样,很可能形成“出现问题-制定法规-出现新的问题”的恶性循环。

因此,高明的法规制定者希望鼓励良性竞争。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使用了“沙盒”的方式来对新兴科技和商业模型进行检测,无需制定过多的法律法规。不仅如此,FCA还希望能够在全球推广这种模式。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对设立新的法律法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我们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然而,这样的评测是渐进式的,只会间隔性地对法律框架整体进行评测。这种思考方式有时也会导致灾难的发生——格伦菲尔火灾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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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新兴部门,或是新兴科技将会被应用的部门,法律法规能够建立起新的市场。例如,法律法规能够消除创新产品的信息不对称——通常来说,所运用的科技越是先进,不对称性就越是严重。除此之外,法律法规还能为现有企业和新兴企业搭建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得创新公司能够扎根。此外,法律法规还能为新产品、新服务的效能和安全性提供保证,设立行业最低标准。这样一来,消费者们也愿意尝试新的事物。

最后,法律法规还能很好地保护消费者,这也正是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一环——即使企业的短期利益有可能减少。社会总福利并不是由企业的利润或是GDP增长率所决定的。CBI就退欧后的法律法规进行过讨论,最不希望和欧盟法律保持一致的是废物处理、环境服务以及供水部门。欧盟设立了极高的环境标准,大大提高了这些企业的成本,减缓了他们的发展速度。然而,众所周知的是,GDP增长并不能完全说明环境外部性。

此外,我们还不应当忽略这一点:法规制定者应用法律法规进行管理的方式也同样重要。他们的行为有时甚至会阻碍市场竞争,影响经济发展,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这并不是什么重大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法律法规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们的讨论就不会局限于政治方面——我们关注的重点将会放在如何合理立法等关键问题之上。

作者:Diane Coyle,剑桥大学公共政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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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彭永康

责编: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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