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已降至历史最低点，而青年群体中的信任度多年来一直在下降。
年轻人深知抗议的力量，但需要进入机构渠道，才能从内部推动变革。
我们提出三种方式，帮助他们实现改变世界的抱负。
2021年初，年度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发现，全球范围内，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持续下滑。2020年5月，公共机构曾一度在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媒体之中成为最受信任的对象，那时人们期望它们遏制新冠疫情并重振经济。而如今，这一信任泡沫已经破裂。
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Rosemary DiCarlo）在9月向联合国安理会警告称，公众信任的崩塌“加剧了脆弱性，并有可能在那些民众认为当局未能有效应对疫情或未能公开披露其影响的地区引发动荡”。
我们应特别关注十几岁中期至二十几岁后期的人群，他们认为——无论是否有道理——公共机构在改善自身福利方面能力有限或缺乏意愿。全球越多年轻人感到与公共机构脱节、得不到其支持，他们的愤世嫉俗情绪就越可能加剧。这种愤世嫉俗使我们的公共机构更加脆弱，效能也更低。
要赢回他们的信任，公共机构需要齐心协力，吸纳更多年轻人加入其队伍，更认真地倾听他们的诉求，并提供能够满足其特定需求的服务。
年轻一代还必须认识到，抗议低效或腐败的机构是一项公民责任，而积极参与并投身其中同样是公民责任。重建公共机构的信任，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做出点滴努力，切实改善其服务方式以及与民众的互动。
青年信任的下降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青年参与在公共机构中的程度多年来一直低。在民主国家中，18至25岁人群的投票率远低于其他年龄段群体。在全球范围内，议员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仅约占6%。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总体而言，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的信任度在2007年至2012年间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到2019年，包括青年在内的所有年龄段的信任度均已回升。但在这37个国家中，有20个国家的青年对国家政府的信任度（相对于总人口而言）自2006年以来有所下降。
我们如何阻止并扭转青年信任度的下滑？
1. 激发他们改变世界的抱负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设立了和平队，其目的不仅是通过志愿者推动国际发展，也是借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树立美国作为高尚巨人的形象。与社区服务公司（Corporation for Community Service）运营的许多项目一样，和平队在这一过程中也改变了参与服务的志愿者的人生。
但这些项目本可以做得更多，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并强化公众的认知，即他们对于青年最为关切的问题不可或缺。增加资金投入将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2. 重视基层参与
与其他任何层级的政府相比，各年龄段的民众通常与地方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更多，因为地方政府负责解决他们最迫切的需求，例如教育、公共交通、执法、公共卫生、分区规划等诸多方面。
但这些服务在很少甚至没有青年参与的情况下运行。我们需要找到让年轻人参与这些机构的途径，以提升其为社区带来的益处。他们应当在地方层面借鉴由德国联邦青年委员会（Deutscher Bundesjugendring – DBJR）开展的项目Ichmache>Politik的做法，该项目利用数字化方法（ePartool）支持年轻人参与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
3. 重新激发对志愿服务的兴趣
相比其他任何年龄群体，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抗议来向公共机构表达诉求。这是一件好事；只要运用得当，抗议能够推动社会进步。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给予年轻人一个机会，使其从抗议转向“我能做些什么来把事情做成”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引导他们从外部走向内部。
许多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都非常推崇志愿精神，各年龄段的人都会把时间投入到各类事业中，从为贫困人群组织食品募捐，到努力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我们知道，社区服务能够培养学生的公民责任感，并预示着他们毕业后从事志愿服务的可能性。毕业。
但有太多社会低估了在旨在造福社会或社区的公共机构中从事志愿服务的价值。为公共机构提供志愿服务，有可能为社区或社会带来更大的益处。
例如，经合组织（OECD）提到了一场名为“未来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的社会运动，该运动吸引了超过1300万名学生及其他人士，呼吁欧洲各国政府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从外部看，这场运动有助于推动政策变革。丹麦政府更进一步，通过设立青年气候委员会，将青年的声音引入政策制定的内部，该委员会就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农业和食品生产等领域向环境部提供建议。
青年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所带来的挑战，需要这些以及更多努力，去接触并争取每个国家人口中至关重要的群体。朝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也是诸多步骤中的首要一步，是这些机构的领导者认识到这一迫在眉睫的挑战的规模和严重性，承认它的存在，并尽早投入精力、资源和真诚的热情，扭转这一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