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一项发明，一千年后的历史学家回顾时会说：它定义了20世纪。”《经济学人》于1999年写道。“这项发明就是避孕药。”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话有些夸张。毕竟，20世纪带来了万维网、微处理器和飞机等改变生活的创新。但若这么想，就会大大低估这颗小药丸对现代世界的改变有多深远。
避孕药让女性能够选择是否以及何时生育，由此开启了一场文化、性别和经济领域的变革。但如今，这场变革有停滞的风险。由于政策变化，美国女性获取这种神奇药物变得困难得多。
覆盖伟哥却不覆盖避孕药的医疗体系
若不了解美国医疗体系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它近年来经历的变化，就很难理解这些最新进展。
由于团体保险计划通常比个人保险计划更实惠，大多数美国人通过雇主获得医疗保险。这意味着，一个人获得的保障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公司的慷慨程度。
直到相对近些年，许多公司仍选择不承保避孕措施，这意味着女性通常要比男性承担更高的自付医疗费用。例如，1998年，只有33%的大型团体医疗计划承保口服避孕药。同年，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伟哥上市，超过50%的处方获得了保险保障。
《平价医疗法案》（又称“奥巴马医改”）改变了这一状况，要求保险公司承保所有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避孕措施。法案也设有少数例外，例如教会和一些宗教团体，但影响仍然巨大。两年内，自费购买口服避孕药的女性比例从接近21%降至3.6%。
本月，这些例外的范围大幅扩大。特朗普政府履行竞选承诺，宣布任何“真诚信奉宗教信仰或持有道德信念”的公司都可以拒绝承保避孕措施。这意味着，目前能够免费获得避孕措施的5500万美国女性可能失去保险保障。
避孕措施的社会经济意义
尽管政府的公告大量提及精神和道德层面，许多虔诚的宗教国家仍然理解获取避孕措施的经济重要性。
例如，世界第三大罗马天主教国家菲律宾承诺到2018年实现现代计划生育服务全民覆盖。这项承诺是政府更大规模消除贫困行动的一部分。
事实上，研究表明，计划生育与贫困这两者密不可分。从最基本的层面看，当政府限制获取避孕措施时，受冲击最大的是较贫困的女性。专家担心，美国如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更富裕的女性能够自掏腰包支付费用，”经济学教授玛莎·J·贝利解释道。她多年来一直研究获取避孕措施的社会经济影响。
那么，负担不起额外费用的人会怎样？贝利指出：“研究表明，非意愿妊娠会增加。很难说会增加多少，但我们知道由此会发生什么。2011年，42%的非意愿妊娠以堕胎告终。”
然而，贫困与计划生育之间的关系远不止于此。所有研究都表明，可靠且负担得起的避孕措施有助于增强女性的经济自主能力。例如，经济学家海因里希·霍克在2005年发现，1969年至1980年间，能够获取口服避孕药的美国女性更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辍学的可能性则低35%。
这些女性后来也获得了比母亲那一代更好、薪酬更高的工作。贝利与两位同事布拉德·赫什拜因和阿玛莉娅·R·米勒的研究估计，避孕药促成了性别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缩小幅度的10%，以及90年代缩小幅度的30%。
作者总结道：“避孕药将生育从听天由命变为有计划，其力量改变了女性未来几十年的职业选择和薪酬。”
乘数效应
这一切为何重要？首先，正如最新一期《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所指出的，这关乎公平。报告称：“赋予女性权能有着根本的道德依据：女性占全球人口的一半，她们理应平等地获得医疗、教育和谋生机会，这一点不言而喻。”
即使你不认为女性的教育和经济赋权很重要，计划生育项目仍然有其意义，因为其积极影响并非只惠及个人。事实上，家庭、社区乃至国家都会受益。
贝利说：“经济学中最古老的理论模型之一马尔萨斯主义，揭示了生育如何影响整个经济。今天依然如此：非意愿妊娠带来的成本影响着我们所有人。计划生育项目可以提高父母收入，降低儿童贫困的发生率，并减少政府用于公共援助的支出。”
覆水难收
受到这项政策变化影响的美国女性接下来该怎么办？曾任生育权利律师的凯蒂·科尔伯特认为，政府、企业和公民都各有责任。
她说：“更多支持选择权的女性进入民选职位，并在政府和企业担任关键领导职务，这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当企业和政客拒绝让家庭获得这些重要药物和器具时，家庭要公开而有力地表达不满。”
无论发生什么，贝利确信一件事：美国女性不会不战而退。她补充说：“我认为，要让精灵重新回到瓶子里很难。女性不会轻易放弃她们取得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