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移民模式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转变。
近期言论以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表态和美国移民政策的关注重点，都让人以为，未经授权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主要挑战。如今情况已不再如此。墨西哥作为美国主要移民来源地的时代似乎即将落幕。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因中美洲的犯罪、暴力和不安全局势抵达美国西南边境。这些因素在移民决策中的影响，已远远超过美国经济机会这一传统吸引力。我与同事所做的有关影响移民的因素的研究，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有力证据。
这些移民中，许多人并未试图偷偷越过美国边境，而是自愿投案以启动庇护申请程序。抵达边境者群体特征的这一变化说明了两点。
首先，相比进一步加固已经防守严密的边境，应更多着力改善美国移民法庭体系。2016年，移民案件的平均审理等待时间为677天，接近2000年的两倍。
其次，我们需要超越一种看法，即把抵达美国西南边境的人视为一个只受经济动机驱使的单一群体。日益复杂的决策过程正促使来自不同国家的男性、女性和儿童离开家园。
哪些人正在越境？
2014年夏天，奥巴马总统引起了人们对数万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和寻求庇护的家庭抵达边境并自愿投案一事的关注。他们主要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暴力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奥巴马称之为“紧迫的人道主义局势”。这清楚表明，中美洲移民潮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并非单纯出于经济原因而移民。
来自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非法入境的移民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一处家庭拘留中心获释。美联社照片／埃里克·盖伊，档案照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美洲移民人数大幅增加。2000年，美国边境逮捕了28,598名非墨西哥籍人士（主要来自中美洲）。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增至252,600人。
为了了解推动这一激增的原因，我和同事研究了哪些因素会促使一个人考虑移民。在一项涵盖20多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广泛研究中，我们发现，移民决定远比政治言论和主流媒体通常描绘的更为细致复杂。
在长期存在移民赴美潮的国家，一个人的个人经济状况、性别、年龄以及与其他移民网络的联系，都会对其是否决定移民起关键作用。但我们还发现，一个人遭遇犯罪和腐败的经历、对不安全局势的感受，以及对民主的满意程度也同样重要。
我们进一步通过分析范德堡大学拉丁美洲公共舆论项目收集的调查数据来深入研究这一问题。这些数据于2014年春夏两季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收集。近年来，这三个国家的犯罪和暴力水平异常之高。
我们发现，大多数想要移民的危地马拉人符合经济移民的特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试图从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移民的人并非受经济因素驱使，而是因为暴力。在洪都拉斯人和萨尔瓦多人中，预测某人是否有“移民意愿”最有力的指标，是其在过去12个月里是否多次成为犯罪受害者。通常用于预测移民的经济因素大多无关紧要。
对洪都拉斯人而言，多次成为犯罪受害者的人产生移民意愿的可能性接近其他人的两倍。更令人惊讶的是，受访者即使意识到移民赴美的风险有所增加，且当前遭遣返的概率高于往年，这些认识也未显著影响他们的移民计划。
我和同事得出结论，奥巴马政府以及如今的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强调拘留和遣返，向中美洲民众“传递信息”，这或许能对因经济原因考虑移民的人奏效。然而，对于那些试图逃离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如同战乱般暴力的人来说，这种做法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墨西哥移民人数下降
与此同时，皮尤研究中心一份广受引用的报告显示，2009年至2014年，合法和非法墨西哥移民赴美的净流量降至负14万人；而1995年至2000年间，净流量为正227万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关于边境逮捕情况的数据也显示，在美国西南边境被逮捕的墨西哥人人数创纪录地下降。2016年，逮捕人数略高于19万，而2000年为160万。
这些数字反映了墨西哥人口和经济的变化。
简单来说，第一项变化是墨西哥的婴儿潮已经结束。婴儿潮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高峰，如今这一代人的年龄早已超过通常为18至35岁的移民年龄范围。该国的总生育率已从20世纪60年代每名女性生育6.8个孩子的峰值，降至2010年的2.2个。这已接近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最低人口更替水平2.1。当国家的生育率低于这一水平时，例如德国的1.4，就需要移民来维持人口规模，使其不低于当前一代之后的水平。
第二，墨西哥经济从2009年衰退中实现了相当强劲的复苏。几个历来向美国输送大量移民的州尤其如此。墨西哥的瓜纳华托州和哈利斯科州——赴美移民人数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在2015年的增长率分别为6.4%和4.7%。如此强劲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全国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只会进一步减少这些州的移民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