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移民格局的根本性转变已经全面展开。
近期言论，来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以及美国移民政策的重点，都表明未经授权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情况已不再如此。墨西哥作为赴美移民主要来源国的时代似乎正在走向终结。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因中美洲的犯罪、暴力和不安全局势而抵达美国西南边境。与传统上美国经济机会的吸引力相比，这些因素现已成为决定移民的更为关键的因素。我与同事就影响移民的因素所开展的研究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有力证据。
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并非试图偷越美国边境，而是自愿投案，以申请庇护。移民抵达边境的构成变化表明两点。
第一，应当更加重视改善美国移民法院系统，而不是致力于加强本已防守严密的边境。2016年，移民案件审理的平均等待时间为677天，几乎是2000年的两倍。
第二，有必要摆脱将抵达美国西南边境的人群视为纯粹出于经济动机的单一群体的看法。一个日益细化的决策过程正促使来自不同国家的男性、女性和儿童离开家园。
谁在越过边境？
2014年夏天，奥巴马总统曾予以关注，当时数以万计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和寻求庇护的家庭抵达美国并自愿投案。他们主要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奥巴马称之为“紧急人道主义局势”。这清楚地表明，至少有一部分中美洲移民潮并非单纯的经济移民。
海关与边境巡逻局的数据显示了过去十年中美洲移民增长的规模。2000年，在美国边境被拘捕的非墨西哥人（主要为中美洲人）为28,598人。到2014年，这一数字增至252,600人。
为了解这一激增背后的驱动因素，我与同事开展了一项研究，探究是什么促使一个人考虑移民。在一项涵盖20多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广泛研究中，我们发现，移民决定远比政治言论和主流媒体通常所描绘的更为细致和复杂。
在与美国长期存在移民流动的国家，一个人的个人经济状况、性别、年龄以及与其他移民网络的联系，都在其是否决定移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我们发现，一个人遭遇犯罪和腐败的经历、对不安全状况的感知以及对民主的满意度，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我们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这些数据由范德比尔特大学拉丁美洲公众舆论项目于2014年春夏两季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收集。近年来，这三个国家经历了极高水平的犯罪和暴力。
我们发现，总体而言，希望移民的危地马拉人符合经济移民的特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望从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移民的人并非受经济因素驱动，而是受暴力驱使。在洪都拉斯人和萨尔瓦多人中，“移民意愿”最强的预测因素是其在过去12个月内是否多次遭遇犯罪侵害。移民的标准经济预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显著。
对洪都拉斯人而言，多次遭遇犯罪侵害的人产生移民意愿的可能性几乎高出一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受访者意识到移居美国的风险增加，以及与往年相比当前被遣返的可能性更大，但这对其移民计划并无显著影响。
我和同事得出结论认为，奥巴马政府以及如今特朗普政府通过强调拘留和遣返来向中美洲人“传递信息”的做法，或许对出于经济原因考虑移民的人有效。然而，这似乎并未对那些试图逃离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战争级别暴力的人产生任何影响。
墨西哥移民的减少
与此同时，皮尤研究中心一份被广泛引用的报告显示，2009年至2014年间，获授权和未获授权的墨西哥移民流入美国的净流量降至负14万人，而1995年至2000年间的正向流量为227万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边境拘捕数据也显示，在美国西南边境被拘捕的墨西哥人数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2016年，被拘捕人数略超19万，而2000年为160万。
这些数字反映了墨西哥的人口和经济变化。
简而言之，第一个变化是墨西哥的婴儿潮已经结束。婴儿潮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顶峰，而那一代人如今已远远超过18至35岁这一典型移民年龄范围。该国的总生育率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6.8名子女/每名女性的峰值下降至2010年的2.2。这正接近2.1的最低人口更替水平，即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生育率。当国家低于该水平时（如德国为1.4），则需要移民来维持当前一代之后的人口水平。
第二，墨西哥经济在2009年经济衰退后经历了较为强劲的复苏。这一点在若干州尤为明显，这些州历来是向美国移民人数最多的州之一。墨西哥的瓜纳华托州和哈利斯科州——就向美国移民人数而言分别位列第三和第四位——在2015年录得增长率分别为6.4%和4.7%。这种强劲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全国经济下滑的背景下，只会进一步减少这些州的移民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