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儿童和平奖得主最初因环境和社会问题而不信任年长一代和领导层。
15岁时，她成为Euglena的首席未来官，这一独特职位旨在将青年的声音融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使命之中。
尽管最初持怀疑态度，她仍利用这一职位影响Euglena的政策，推动透明度、青年导师制以及可持续举措。
在腐败案件新闻频现、气候与社会状况日益恶化的背景下长大，我对社会的看法中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年长一代和领导层的不信任。但我的观点在2020年开始转变，那时我获得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我受到鼓励申请Euglena首席未来官一职。Euglena是一家专注于环境挑战的日本生物技术初创企业。这一有薪高管职位是同类职位中的首个，仅面向18岁以下的人士开放，且此前仅在一年前才首次设立并招募人员。该职位的理念是通过提出并实施政策，将青年的意见融入业务，帮助公司更好地履行优先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起初，我对申请持怀疑态度。当时我还只是15岁的环保活动人士，担任非营利组织Earth Guardians全国分会的负责人，曾研究并制作过一部抨击企业“漂绿”行为的视频论文。我不想让自己成为一场流于形式的“青年洗白”活动的代言人。这个职位看起来好得不像真的。
什么是YGL？
因此，我在申请材料的核心位置坦陈了这一顾虑，并明确表示，如果我获得这一职位，我将挑战传统的权力结构，并提请关注公司政策或行为中的任何灰色地带。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Euglena的两位最高管理层——泉之光（Izumo Mitsuru）和永田明彦（Nagata Akihiko）——并没有回避我的问题，而是给出了深入的回答，并明确表示这正是他们设立该职位时所期望的。公司首任首席未来官曾呼吁公司停止在100%的产品和包装中使用塑料，而公司尽管付出了巨大成本，还是做到了。他们承诺，公司已准备好承担重大财务风险以推动改进，尤其是在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我被说服了。
为确保该职位真正具有影响力，首席未来官是公司董事会的正式成员，可直接与首席执行官接触。董事会其他成员相对年轻且思想开放，尤其是以日本的标准来看，这一点也起到了帮助作用。该职位还包括领导公司的“未来峰会”，这是一个由其他18岁以下员工组成的小组。我们有权随时要求与任何人举行会议，并有权查阅公司的任何文件。所有这些都得到了一个资深员工团队的支持，他们为我提供建议。这种灵活、开放的结构与典型的日本企业文化截然不同，即使对于Euglena这样充满活力的年轻公司而言也颇为罕见。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与提案，公司以“福祉创新”为旗号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其中包括我们称之为“家长政策”的做法。根据该项目，每位新员工都会被分配两名年长同事担任导师，在其最初几个月的工作中提供指导。导师会帮助他们将具体诉求提交给企业层级中的合适负责人，并帮助他们更加轻松地融入工作环境。该项目实施一年多以来，使年轻新员工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顾虑。
但我和未来峰会的同事们所做的远不止于改变内部政策。通过我们发起的一项创意大赛，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纳入了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此外，我们说服Euglena与一家当地拉面连锁店合作，在东京开设一家店铺，展示公司生产的、作为营养食品补充剂的微生物，并销售公平贸易饮品。我们还雇用了日本少数族裔社区的员工，并提议制定相关政策，帮助公司为他们营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到我担任首席未来官的任期于2021年6月结束时，这些举措已帮助重塑了Euglena的企业文化，使其明显减少了自上而下的管理色彩。
如今的年轻人通常希望在创新持续不断的环境中工作，在这样的环境里，想法自下而上流动，而不仅仅是自上而下。
通过让这一设想更加切实可行，我们提升了年轻员工对这家快速发展的公司的信任。该公司目前雇用约1000人。
尽管其他公司多次要求我们开展工作坊，讲授如何通过倾听青年声音来推动可持续创新，但迄今为止，这些公司中没有一家选择任命自己的首席未来官，或采取必要措施将我们所做的改变制度化。我并不认为Euglena是完美的，但我相信它在一件事上做得绝对正确：高层管理者愿意坦率面对公司的问题和挑战。企业往往不愿坦承自身的缺陷与困境，也不鼓励年轻人真正表达自己的想法，这种持续的失误代表着一个巨大的错失机会，不仅对日本，对整个世界而言亦是如此。
我担任首席未来官的工作也促使东京都政府主动与我取得联系。政府同样希望倾听那些对政治体制的不信任甚至超过对企业界的年轻人的声音。日本政治人物的平均年龄属于世界最高之列，因此，我的同龄Z世代群体感到被忽视、无关紧要，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和团队向东京都知事提议，政府不应只关注大学生等年龄较大的青年，还应寻求年纪更小的群体的声音，例如阿尔法世代（即201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我们共同探索了一些方法，通过众包技术使政府显得不那么令人生畏，并运用游戏化手段呈现政策选择。令我惊讶的是，政府很快便接受了这些方法，并将部分由年轻人提出的想法用于东京湾区一项新开发项目的设计之中。之后，我们与新居浜市政府合作，实施了一种基于二维码的众包方式，帮助市民更便捷地为城市政策提出建议。这一二维码系统促成了大规模的政策变革，例如该市新出台的环境政策。
地方政府因贴近社区，尤其是贴近其中的年轻成员，在通过互动促进信任方面处于特别有利的位置。关键在于确保当政府与青年互动时，年轻人能获得积极的体验——尤其是挑战现状的机会，而不是被忽视或敷衍了事。
我与政府及公司的积极互动，无疑增强了我对有效代际合作可能性的信心。此前，我从未想过会有年长者愿意倾听一名15岁少年对可持续发展的激烈言论，但当我所敬重的成年人认真对待我的批评和想法时，我便有了动力，去建立更多、更深入的联系，并与其他机构合作寻找解决方案。
2022年，我因这项工作获得了国际儿童和平奖，继Malala Yousafzai和Greta Thunberg等历届得主之后获此殊荣。尽管我非常钦佩她们两位，但我的方式与她们不同。我专注于推动青年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通过促进代际之间真诚的互动来弥合信任鸿沟。
Z世代与我们这一代之前的人确实存在真正的差异。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合作，并让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在彼此互动中获得积极的体验，那么不信任便可以被信任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