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时刻：今年9月，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在世界经济论坛东盟会议上的演讲中称自己是一名复仇者，为自由贸易而战。“我和我的复仇者同伴们随时准备[阻止]灭霸消灭人口的一半，”他说。“我们必须防止贸易战演变为无限战争。”（他并未说明灭霸是谁。）
当然，任何公众人物将自己比作动作英雄都不寻常。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大型新兴市场国家总统竟会如此推崇全球化。是什么解释了印度尼西亚对贸易的热情？为何其民众和总统会如此捍卫一个在其他地方已备受争议的概念？
可以确定的是，印度尼西亚民众对全球化的拥护，与总统的态度一脉相承，这是其他许多国家的民众所不及的。在一项被广泛引用的2016年YouGov民调中，高达72%的印度尼西亚人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上的“向善之力”。在同一项民调中，英国（46%）、美国（40%）和法国（37%）的受访者则表现出远为低落的热情。
原因何在？近年来全球化确实带来了诸多益处，下文将对此加以探讨。但不妨退后一步，审视印度尼西亚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印度尼西亚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贸易世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它由1.3万个岛屿组成，拥有2.6亿居民。它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国土横跨超过5000公里，从印度洋延伸至南太平洋。人口激增与其他地方一样属于近期现象，但其地理条件并非如此。这有助于解释印度尼西亚人根深蒂固的航运与贸易习惯。
早在古代，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皮（mace）等印度尼西亚香料便从其原产地马鲁古群岛输往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印尼其他地区，也远销印度、希腊和罗马等遥远的地方。对印度尼西亚人而言，过去如今，贸易都是生活的常态。想获得好东西就需要贸易；买卖之间，人人得益。这已深深植根于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之中。
印度尼西亚人也明白，贸易与交流不仅限于商品。尤其是中世纪时期的穆斯林商人，他们来到印度尼西亚，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他们前来经商，却也留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截至2018年，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占多数人口的最大国家。宗教交流与商品交换同步进行，并且对印度尼西亚而言成效显著。
最后，印度尼西亚也是第一波真正全球化浪潮的中心。来自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曾在苏门答腊岛停留，并记述了当地的丁香贸易。几个世纪后，葡萄牙商人心中念着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试图环球航行。其中一人成功了，一个新时代由此诞生。
在一段时期内，这一波全球化浪潮总体上是互利的，尽管并不平等。尤其是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初正是为了在印度尼西亚进行香料贸易而来。但事态随后发生了急剧的黑暗转折：殖民时代达到顶峰时，荷兰占领了整个国家并压制当地人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永久放弃其殖民主张。
鉴于贸易历史如此悠久而复杂，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人如此深刻地拥抱全球化，是否令人惊讶？
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这么认为。印度尼西亚意识到开放的利弊，因此在现代对贸易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截至2016年（这是现有数据的最新年份），印度尼西亚在140个国家中排名第108位，位列DHL全球互联指数之中，该指数衡量贸易、资本、信息和人员的流动。
尽管得分较低，印度尼西亚自独立以来在贸易方面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1950年后的头几十年里，该国专注于自给自足、石油生产和农业，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该国再次实施了促进工业化并对贸易开放的措施。它降低了出口关税，吸引了外国投资，制造业也开始增长。
这一过程缓慢但稳步地推动了国家的转型。占比虽小但不断增长的人口开始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服装、化工和电子工厂工作。在较短的时期内，这带来了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典型效应：生产率提高、工资略有上涨、围绕劳工标准和薪酬的斗争，然后工资再次上涨。
1997至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印度尼西亚，而这场危机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产物。许多人在前十年积累的经济成果几乎化为乌有，恢复耗时数年。若印度尼西亚人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全球贸易与金融联系之后仍需提醒，这再次表明：全球化不仅带来财富，也带来风险。
尽管如此，此后总体局面一直向好。自2000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GDP增长率几乎持续保持在4%至6%之间，使创纪录数量的人口跻身中产阶级。贸易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30%升至2000年代的60%。同期，GDP本身增长了六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13000美元，贫困率正在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一增长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并成为二十国集团（G20）成员。
印度尼西亚还成功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时代。它拥有一家世界经济论坛“技术先锋”企业OnlinePajak（在线税务应用程序），以及四家所谓的“独角兽”企业，即估值达10亿美元或以上的创新型初创企业：Go-Jek（网约车）、Traveloka（旅游）以及Tokopedia和Bukalapak（电子商务）。这些公司也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大多数公司获得了外国投资基金的部分资金，或在印度尼西亚以外的多个国家开展业务，包括越南、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然而，过去的教训从未被遗忘。如今，印度尼西亚是如何在全球化与国家发展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范例。据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员Kyunghoon Kim称，即便是印度尼西亚“全球化复仇者”总统佐科·维多多，在三个方面优先考虑本国利益。
他写道，首先，“Jokowi”（佐科威）与其前任们一样，强调自给自足。外国牛肉和智能手机固然不错，但国产的更好。其次，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具有许多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由强大的国有企业负责国家优先事项。第三，印度尼西亚紧紧掌控其经济资源，尤其是海上航道和渔业水域。
印度尼西亚还学会了对其贸易与全球化的开放进行“对冲”。为抵消其在贸易上过度依赖较大的亚洲兄弟中国和日本的风险，印度尼西亚加入了东盟，即一个由10个东南亚国家组成的区域贸易集团。它还设法将欧洲和美国变为重要的出口市场，麻省理工学院的数据显示。
这或许最终解开了印度尼西亚人及其对全球化热爱的谜团。印度尼西亚人支持全球化，因为他们了解贸易与交流的益处，并在中世纪和现代都亲身经历过。但他们同样了解全球化的危险与弊端，并在过去四个世纪中对此有所认识，直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该国的态度甚至使一些观察人士得出结论：印度尼西亚宣扬全球化，但实行经济民粹主义。这一说法似乎有些牵强。然而，尽管印度尼西亚人大规模支持全球化，同一项YouGov民调也显示出他们在贸易问题上的双重性或有条件性。在被问及全球化是否为“向善之力”后，民调随即询问印度尼西亚是否应能在不依赖他国进口的情况下满足自身所有需求。值得注意的是，78%的人表示同意。
可以说，印度尼西亚人就像为全球化而战的复仇者。但当这场战斗取得胜利之后，他们确实相信，印度尼西亚复仇者的星球应能依靠自身，独立生存。在世界探索全球化4.0应呈何种面貌，以及如何应对前一波全球化所引发的民粹主义反弹之际，这或许会成为一条引人关注的第三条道路。
Madeleine Hillyer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