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美国制造业岗位数量缓慢下降，从1900万个减至1700万个。但在随后的10年，即1999年至2009年间，岗位数量骤降至1200万个。这种更剧烈的下降催生了一种看法：世纪之交时，美国经济突然失灵了——至少对蓝领男性而言如此。
但说1999年以前制造业一切安好，是不对的。早些年，制造业岗位也在消失。不过，一个地区和行业流失的岗位，通常会被另一个地区或行业的新岗位取代——从绝对数量看如此，尽管它们占劳动力的比例未必如此。
不妨看看我祖父William Walcott Lord的职业生涯。他于20世纪初出生在新英格兰。1933年，他在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经营的Lord Brothers Shoe Company濒临破产。于是，他把业务迁到了缅因州南巴黎，那里工资更低。
布罗克顿的工人深受这次搬迁之苦，新英格兰南部众多薪酬相对较高的蓝领工厂岗位遭到大规模裁撤，也让他们备受打击。但从总体统计数据看，他们的损失被南巴黎农村工人的巨大获益抵消了：这些工人从勉强糊口的农业劳动，转而在鞋厂获得了一份看似稳定的工作。
南巴黎工人的好运只持续了1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Lord兄弟担心经济萧条可能卷土重来，于是清算了企业，各奔东西。三兄弟中，一人搬到了缅因州约克，另一人搬到了波士顿。我祖父去了佛罗里达州莱克兰——位于坦帕湾和奥兰多之间——在那里投资房地产，并从事非住宅建筑业务。
总体统计数据再次没有太大变化。制鞋工人减少了，但制造化学品、建造房屋，以及在佛罗里达州的Wellman-Lord Construction Company磷酸盐加工厂和其他工厂操作整套设备的工人增加了。就国内就业而言，Wellman-Lord Construction Company产生的净影响，与Lord Brothers在布罗克顿时相同。工人换了人，也换了地方，但他们的教育和培训水平相同。
因此，在人们认为稳定的战后时期，制造业（以及建筑业）岗位实际上大规模迁移，成批地从东北部和中西部转移到了美国南部阳光地带。当时，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居民承受的岗位流失之痛，与如今工人面对的较近期岗位流失一样深切。
在21世纪头十年，美国蓝领岗位的更替多于消失。直到2006年，制造业岗位数量在减少，而建筑业岗位在增加。2006年和2007年，住宅建筑岗位的流失，则被支持企业投资和出口的蓝领岗位增长所抵消。直到2008年之后的大衰退，蓝领岗位的消失才开始超过岗位更替。
由于岗位总会有一定程度的更替，要更准确地了解发生了什么，应当观察蓝领岗位占全部就业的比例，而不是某一时点制造业工人的绝对数量。事实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制造业岗位所占比例出现了极其显著的长期下降。这戳破了一种说法：制造业长期保持稳定，直到中国开始崛起才突然崩溃。
1943年，美国非农劳动力中有38%从事制造业，这是当时对炸弹和坦克需求旺盛所致。战后，非农就业者中从事制造业的比例通常约为30%。
如果美国像德国或日本那样，是战后典型的工业强国，那么技术创新本会使这一比例从30%降至约12%。但实际上，它降到了8.6%。其中很大一部分降幅——降至9.2%——归因于失灵的宏观经济政策。自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以来，这些政策使美国从储蓄盈余国家变成了储蓄赤字国家。
作为一个富裕国家，美国本应为全球工业化和发展提供资金，使新兴国家能够购买美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相反，美国承担了各种无益的角色，成了全球洗钱者、政治风险承保方和最后贷款人式的资金持有者。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持有大量美元资产，意味着永远不必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
制造业岗位占比从9.2%降至8.6%的其余部分，源于贸易格局的变化，主要是中国崛起所致。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说法相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制造业衰退的影响几乎为零。事实上，所有那些“糟糕的贸易协定”都帮助美国经济的其他行业实现了大幅增长；随着这些行业发展，制造业岗位占比仅下降了0.1%。
在这个充斥着假新闻、草根伪装运动和误导性轶事的时代，任何关心我们共同未来的人，都必须弄清数字，并让正确的数据进入公共领域。共和党的首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他的“分裂之家”演讲中说道：“如果我们首先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正走向何方，就能更好地判断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