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近期的研究表明，技术移民对创新和专利活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研究人员指出，关于技术移民在欧洲国家作为创新推动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关数据十分有限。
本文阐述了一项新研究的结果。该研究表明，技术移民或有助于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推进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同时不致引发政治反弹。
移民问题在多个目的地国备受热议（Rebelo等，2020）。政策与学术讨论因所分析的东道国不同，而聚焦于不同类型的移民。在美国以及采用技能积分制的国家，关于技术移民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在欧洲，讨论几乎完全集中于低技能移民和政治难民。然而，欧洲正日益接收大量技术移民流入，政策讨论也已转向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欧盟蓝卡指令》2021/1883）。例如，法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占比为23%，在1995年至2010年间增加了11个百分点。
近期的研究多聚焦于美国，并表明技术移民对创新和专利活动作出了巨大贡献。Burchardi等（2020）指出，1965年至2010年间流入美国的移民使人均专利数额外增长了8%。Lincoln与Kerr（2010）考察了1995年至2008年间H-1B签证发放情况对美国专利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H-1B签证准入人数的增加通过移民的直接贡献推动了美国创新，且未挤占本土人才的贡献。Hunt与Gauthier-Loiselle（2010）指出，在美国，移民中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STEM）学位的占比往往高于本土居民，而拥有大学学历的移民对人均专利数具有正面影响。Grigsby等（2017）从历史视角审视移民与创新的关联，表明在19世纪和20世纪，移民发明家对美国创新具有核心重要性。
尽管近期有轶事证据表明移民在欧洲国家的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欧洲。例如，BioNTech公司创始人、研发辉瑞新冠疫苗的乌古尔·沙欣（Uğur Şahin）是一位出生于土耳其的科学家，现居德国并在当地工作。同样，阿尔卡特公司一项被广泛引用的专利（有助于提升光纤通信的速度与降低其成本）是由一支法国与移民发明家组成的团队提交的。
在一篇近期论文（Mayda等，2022）中，我们提供了企业层面的证据，揭示了欧洲背景下移民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我们利用1995年至2010年间法国制造业企业全体样本的信息，考察了技术移民对法国地区及企业专利活动的影响。图1概括了本文的主要结论。该图显示，在1995年至2010年间，法国人口中技术移民占比上升，同期法国每家制造业企业的专利数量也随之增加（从11项增至42项），外国发明人与每项专利的对应数量亦有所增长，而平均专利研发团队规模保持稳定（因此，研究团队中外国发明人的占比从不足1%上升至近5%）。尽管该图提供了一定的暗示性证据，表明法国专利团队中移民发明人占比的上升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Mayda等（2022）的研究中，我们估算了技术移民对创新的因果效应。
图1 制造业中更加多元化且更具生产力的研究团队
我们发现，1995年至2010年间，技术移民流入法国某一地区显著提升了专利数量。在企业层面考察专利数量时，我们的结果同样成立。我们还考察了技术移民可能影响企业专利活动的渠道。我们将现有文献的见解——即移民往往比技能水平相近的本土人才更专注于不同的任务（Peri与Sparber，2009）——与移民对创新影响的分析相结合。我们发现，鉴于移民工人与本土工人在不同任务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模式，技术移民的流入会引发工人在任务间的重新配置，并提高企业的生产率，特别是在创新活动方面。通过这一渠道，更大的创新源于专业化带来的生产率提升。
我们发现，技术移民的促创新作用是由企业内部的任务重组所驱动的：技术移民工人专注于技术性、研究密集型任务，而技能水平较高的本土工人则专注于沟通密集型的管理任务。我们发现，当地劳动力市场中技术移民占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促使法国企业在技术密集型职业中增加6%的移民工人，并将相对更多的技能型本土工人配置到沟通密集型职业中。因此，移民与本土工人的比例在技术类职业中上升，而在沟通密集型职业中下降。每类工人都被重新配置到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任务上，这意味着专业化推动的创新过程效率更高。由于任务配置得以改善，企业的创新生产率随之提高：在平均当地劳动力市场中，技术移民工人占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企业的人均专利数平均增长5.2%，即平均每家企业增加0.41项专利（图2）。
图 2 技术移民的流入对专利活动产生了正向影响
在企业层面，研究团队的构成清楚地体现了任务重新配置。我们发现，外生的技术移民流入对外国发明人占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平均地区（即技术移民工人平均禀赋的当地劳动力市场）中，技术移民工人占比每提高10%，企业研究团队中外国发明人的占比将增加0.34至0.62个百分点。
本文核心的特定任务比较优势结构，很可能是由技术移民（相较于本土人才）较弱的语言能力，或其所面临的其他（制度性或事实上的）限制所驱动的。事实上，外国出生的工人要进入特定的管理类沟通密集型职业可能极为困难。从这一角度看，法国的案例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其教育体系（通过大学校（Grandes Ecoles）制度框架）的设计使得局外人（既包括未就读大学校的法国工人，也包括在国外学习的外国工人）在实践中较难获得企业内的高层职位（即cadres）。大学校框架）的设计使得局外人（既包括未就读大学校的法国工人，也包括在国外学习的外国工人）在实践中较难获得企业内的高层职位（即cadres）。
技术移民的专利效应并不局限于法国的情况。近期证据表明，我们的发现可能适用于欧洲的其他目的地国。世界银行关于欧洲技术移民的一份近期报告指出，“欧盟中高技能移民的数量（定义为受过一定高等教育的移民）在2004至2018年间增长了两倍多，从约400万人增至1300万人”（世界银行，2022）。该报告还表明，流入欧洲的技术移民的职业构成与技能型本土人才大不相同：与法国的情况一样，流入欧洲国家的技术移民更可能从事需要技术与定量技能的工作（即信息与通信技术岗位、软件开发人员、工程师、医生），而技能型本土人才则相对更集中于沟通密集型职业（如销售、法律与金融专业人员、教学及行政工作）。这一证据表明，就创新与移民的关联以及任务专业化渠道而言，法国并非欧洲的孤例。
关于技术移民对欧洲经济影响的研究仍有待加强。这一点日益重要，因为技术移民不仅可能在经济上带来益处，而且在政治上似乎也是可行的。公众舆论总体上支持技术移民。例如，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对12个（以欧洲国家为主）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除两国（意大利和以色列）外，其他所有国家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愿意鼓励高技能人才前来本国工作（受访者具有代表其所在国全体人口的代表性；Connor与Ruiz，2019）。在法国，样本中68%的受访者支持技术移民，31%的受访者反对。
总之，技术移民为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机遇，使其能够在推进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的同时，避免引发政治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