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项技术各自孤立发展，彼此联系甚少，也几乎没有相互借鉴经验。数字时代创新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希望之一，是促进互联互通和思想交融，让我们不再重蹈覆辙。
那么，人工智能（AI）能从转基因生物（GMO）中学到什么？机器人技术能从生物技术中学到什么？基因编辑又能从纳米技术中学到什么？
技术的开发和引入方式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有鉴于此，以下是从纳米技术引入过程中总结出的五条重要经验：
一、警惕“学科名目”的专断
“我们真希望当初少花些时间纠结于‘学科名目’，多花些时间弄清楚究竟什么值得担忧、什么不必担忧。我们可能因此浪费了十年。”这是一位绿色和平组织活动人士谈及其纳米技术治理工作时所说的话，也凸显了一个问题：人们为了科学声誉和投资而过度追捧某个“学科名目”。
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这些都是品牌，通常旨在吸引学术界的经费和投资，也被政府用来彰显对“下一个大热门”的支持。纳米技术过去不过叫化学或材料科学，却围绕极端新颖性打造出了一整套品牌。合成生物学过去叫系统生物学，对资助方的吸引力要小得多。自从它被称为“强化版转基因”后，如今又归入更简单的“基因编辑”名目之下。
“纳米技术”这一“学科名目”的出现，使风险讨论受纳米技术品牌驱动，而非着眼于新材料实际如何表现、可能带来哪些危害和风险。因此，技术进展很可能比原本可能达到的速度更慢。例如，纳米材料被方便地定义为特征尺寸小于100纳米，但这一按尺寸划定的界限对“纳米品牌”至关重要，却极不擅长预测某种物质是否会带来风险。
二、炒作会产生后果
资金运作的方式是，为了获得经费，科学家和企业必须大幅夸大其“学科名目”的潜在益处——“终结饥饿”“电价低到无需计量”“消灭疾病”——媒体乐于传播，资助方兴奋不已，资金随之而来。
但这种“承诺经济”不过是另一种假新闻，可能造成有害后果：
短期现实不可能达到炒作所描绘的高度，技术的可信度也会受损。例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2004年提出的愿景未能实现：它曾希望到2015年利用纳米技术消除癌症导致的死亡和痛苦，这或许让不少人感到失望。
监管机构必须及早着手考虑围绕新技术风险和危害制定法规。他们唯一能据以开始的，就是科学家和企业声称将实现的成果。事后看来，负责制定生命科学监管规则的人也发现，这种着眼点存在问题。对纳米相关风险的考量和由炒作推动的监管，再加上“学科名目”的迷惑作用，造成了混乱，也转移了人们对实际风险和危害的关注。
那么，人们痴迷于制造仿生命机器人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痴迷与“奇点”炒作有关，后者声称在30年内机器人将与人类融合，我们全都会成为“后人类”——这对我们开发实用机器人技术会造成什么影响？当人们明白CRISPR和基因编辑并非治愈所有遗传病的灵丹妙药时，对其精准性的炒作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当我们本可以讨论现实带来的重大影响时，是否把时间浪费在争论科幻作品里的伦理问题上？
三、谨慎使用语言
新技术自然需要新名称、新比喻来加以解释，也需要实例来说明它们可能走向何方、能解决哪些问题。但所选用的语言本身也会带来后果。
比喻很重要——许多技术借用军事、工程或信息技术领域的比喻，强调控制、凌驾自然或科学精确性，而这些说法，尤其在早期，并不符合现实。但人们偏爱阳刚、强势的比喻，这会引发令人不安的联想，也并非人人都认同。用“后人类”或“生物混合人类”来称呼装有假肢的人或使用新型人工心脏的人，机器人领域的科幻爱好者或许觉得这样说很有趣，也会随口使用，但对正在经历创伤的患者而言，未必有益。
这甚至可能带来财务影响：生命科学领域使用信息技术话语，向投资者发出诱人的信号，让他们以为这项技术能像他们颇为熟悉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那样，迅速带来收益并在短期内盈利，然而现实远非如此。
四、尚未起步，就别执着于担心反弹
在欧洲，人们谈论的焦点总是转基因生物。科学家、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都对公众可能出现的反弹忧心忡忡，这种反弹曾影响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引入。然而，公众咨询关于纳米技术和其他技术的结果表明，社会并没有普遍的技术恐惧。总体而言，人们持支持态度，但希望确认这些技术用于有益目的，且不会带来比解决的问题更多的新问题。
这并未阻止科学家、企业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只要提到技术，就会招来抗议标语和抵制行动。但他们没有及早开展协作，而是采取防御和对抗姿态，实际上正加深了他们试图避免的不信任。
企业起初积极拥抱纳米技术，将“纳米”一词用作包装和广告上的营销手段。消费者购买了此类产品，至今仍在购买。（据悉，欧盟于2013年要求在化妆品上标注纳米成分，对销量毫无影响。）然而，“纳米恐惧症恐惧症”逐渐占了上风。企业担心遭遇反弹，便从包装和公司网站上撤下“纳米”字样，尽管许多公众对话都显示，人们对正在使用的这项技术看法相当积极，非政府组织也在建设性地参与治理。
一项针对德国政府纳米委员会（NanoKomission）的咨询发现：“对纳米技术的反感似乎主要存在于专家和学者群体，而非公众。在某些方面，甚至非政府组织也比企业更能接受它。”当被问及为何认为企业可能删去纳米相关字样时，德国消费者得出的结论是：“纳米这部分没有效果，所以产品里已经没有了；或者产品里根本就没有纳米成分，他们只好把它从标签上删掉；又或者那是未来才会有的东西，但现在产品里还没有。”他们并不是认为产品里仍然使用纳米成分，只是企业不愿谈论。一家非政府组织讽刺地指出，“……企业如此害怕，以至于不敢使用这些材料，也不敢标注它们。因此，我们要么错失创新机会，要么就会出现违法经营的企业。”
沟通关系到可信度：隐瞒和回避会受到惩罚。
五、别让噪音淹没愿景或早期警示
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无论信息真假——这往往让我们难以辨别潜在益处或危害的真实证据在哪里。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会依赖既有观念来理解信息。大量相互矛盾的信息，加上人们倾向于挑选支持自己观点的数据，这会不会模糊我们对技术益处的认识，也让我们错过新技术确实存在问题的早期警示？
例如，有些人坚信，“推测性的危害被当作危言耸听，而推测性的益处却被任意夸大”，另一些人则认为，“……欧盟层面的监管环境日益表现出规避风险而非接受风险，并且在制定风险管理决策时，更偏重社会关切而非科学。”这两种看法或许都有道理，但随着辩论日益两极化，采取建设性行动也变得更加困难。
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必须审慎而明智地讨论技术的潜在益处和可接受风险。创新史告诉我们，尽管人类富有创造力和发明能力，“每一次创造与创新，也都蕴含着导致我们自我毁灭的可能”。
欧洲环境署《从早期警示到迟来教训》的报告显示，灾难的早期警示一次又一次地清晰可见、迹象明确，但由于各种系统性和行为上的原因，我们未能及时采取行动，避免严重危害。对于石棉危害的明显迹象，我们用了近100年才作出回应，因为认知偏差阻碍了我们。然而，这确实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纳米颗粒的毒理学，因此我们吸取了教训。
对新技术的炒作及其潜在危害作出反应，是否反而会让我们失去技术带来的益处，使其承诺无法兑现？这种可能性同样存在。
许多人的希望与恐惧都寄托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让我们摒弃创新领域的“后真相”做法，汲取历史教训，创造能为所有人带来赋权与繁荣的解决方案。
本文由 SocietyInside 的希拉里·萨克利夫（Hilary Sutcliffe）撰写，并与全球纳米技术议程理事会的部分成员协商完成。她目前担任全球人权未来理事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