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改变了世界。世界也在不断改变互联网。
我们每个人都在推动这些变化——作为用户、内容创作者和分享者、消费者、投资者，也作为选民。本博客的许多读者以及本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与会者，都曾凭借企业家、企业高管、立法者、监管者、记者、活动人士、研究人员和思想领袖等领导职位，深刻塑造我们的信息环境。
我们共同承担这些结果的责任。
尽管有许多值得自豪之处，但任何关注新闻的人都清楚，世界不会仅仅因为互联网连接了数十亿人、创新信息技术不断涌现并为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就变得更加自由、民主、公正和繁荣。
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支持人权、问责治理、社会正义和经济正义的全球信息环境，那么我们的信息技术，以及影响并运营这些技术的机构，都需要以体现并强化这些价值观的方式构建和治理。
我们正在辜负下一代
如今，复杂的信息生态系统正在塑造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大多方面都依赖各种软件和硬件、媒体平台、数据存储与传输系统。但这些信息生态系统的建设和管理方式，是否有助于维系一个尊重权利的社会？
借用借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说法：我们创造和使用信息技术与系统的方式，是否既能满足当下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在运用和塑造技术来应对当今紧迫问题时，我们是否审慎行事，确保不会损害后代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能力，无论其族裔、信仰、性别或性取向如何？
不，我们没有做到。
根据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数据，过去六年来，全球网络自由持续下降。三分之二的互联网用户“生活在批评政府、军方或执政家族会遭到审查的国家”。该组织的研究人员还发现， “要求私营公司或互联网用户限制或删除涉及政治、宗教或社会议题的网络内容”的国家数量大幅增加。
阻止我们的声音被听见
这一趋势对我共事的人产生了明显影响。十二年前，我共同创立了全球之声，这是一个公民媒体社群，负责策展、翻译并扩大世界各地边缘化或遭到歪曲呈现的人们的故事。当时，我们欣喜地看到新技术让个人得以绕过主流媒体把关者，向全世界报道自己社区里发生的事情。
然而，我们的执行主任伊万·西格尔最近写道：“如今，制作我们所做的这类报道更具挑战性、风险更高，有时甚至十分危险。”这不仅是因为审查，还因为“我们的网络生活持续受到社交媒体公司、第三方应用和广告商以及政府机构的监视和跟踪”。
诚然，所有政府都面临严重且往往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威胁，而互联网加剧了这些威胁。遗憾的是，即使是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也在仓促寻求应对方案；这些方案或许能在短期内处理威胁，但从长远来看，会侵蚀人权和问责治理，使其难以为继。
例如，去年11月，英国议会通过了《调查权力法》，赋予警方和情报机构西方世界最广泛的监控权力，却缺乏正当程序或防止滥权的制衡机制。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机构互联网档案馆是一座数字图书馆，致力于保存网络内容的历史记录。它对此深感担忧，担心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对新闻媒体和公开言论的态度，因此已宣布计划将其数据备份存储在加拿大。
与此同时，数十亿人开始依赖越来越少数几家公司提供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这些公司成了个人数据、言论、知识乃至信念的关口。2012年，我在《网络公民的同意》一书中警告说，这些“赛博空间的主权者”——谷歌、脸书和苹果等跨国巨头——对我们的公民生活拥有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因此应当对公众利益负责。
网络威权主义
如今，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正在讨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的“假新闻”对选举的影响。从全球范围看，这并不新鲜：五年前，在世界许多地方，政府和政党就已操纵社交媒体，传播虚假信息，并在不同社会、政治和宗教群体之间煽动分裂。2011年，全球之声的撰稿人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发现了巴林和叙利亚的相关案例，也在俄罗斯反对派抗议活动最激烈时发现了类似情况。我当时的观点认为，威权政权实际上能够在社交媒体时代适应并蓬勃发展。阿拉伯之春刚过不久，这一观点并未在西方受众中引起广泛共鸣。如今，到了2017年，我称之为“网络威权主义”的现象显然正在蔓延。
传播法学者蒂姆·吴将今天的互联网形容为一场“变了味的派对”。人们曾将互联网视为天生具有解放力量，对它怀有乌托邦式幻想；如今，这些幻想已让位于一种认识：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已经对各种平台和服务形成了不健康的依赖，而这些平台和服务将我们的每一丝注意力变现——从而鼓励耸人听闻、撩拨情绪的内容传播，挤压基于事实的讨论，并驱使企业收集海量的个人习惯和活动信息。互联网评论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呼吁彻底“重新思考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向环保人士借鉴解决方案
尽管我们距离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仍相去甚远，但数十年来，科学家、倡导者、政策制定者、负责任的投资者和富有远见的企业人士一直辛勤努力。至少，我们已经有了路线图，知道企业、国家和社区如何不仅以可持续的方式运营和生活，还能为可持续技术的发展作出贡献，甚至从中获益。
然而，在这条本就艰难、重视长期影响而非短期满足的道路上跋涉时，我们迫切需要第二份路线图：构建能够维护人权的信息生态系统。事实上，政治和公众舆论对于实施有效的环境与气候政策至关重要。因此，人们已经清楚，如果缺乏言论自由和隐私权，使人们无法发声、组织起来并要求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就会削弱。
幸运的是，一些最初为帮助企业和政府改善环境可持续性而开发的工具，也可以调整后用于促进更可持续的信息生态系统。如今，环境、社会和人权影响评估已成为全球负责任的商业和政策规划的标准环节。例如，在某地建设新的能源设施之前，相关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通常会开展影响评估，查明该项目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区的影响，随后采取措施减轻潜在危害，并尽可能实施能够带来净收益的举措。
包括谷歌、脸书、微软、沃达丰和Orange在内，全球一些最大的互联网和电信公司中已有少数开始开展人权影响评估，其中包括审查其产品和服务如何影响用户的言论自由和隐私。这些公司大多是以下组织之一的成员：全球网络倡议或电信行业对话。这些组织汇集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推动应对政府审查和监控要求的最佳实践。
仍然做得不够
在数字权利排名项目中，我负责评估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企业在影响用户言论自由和隐私方面的承诺、政策与实践（评估方式借鉴了企业在其他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实践方面所接受的评估）。我们的研究发现，企业仍未充分处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与消费者隐私以及服务条款和条件的制定与执行方式有关的问题。专家们对于如何评估企业在使用算法方面的责任，尚未形成明确认识或共识；这些算法会影响信息如何排序并呈现给用户。不过，显然需要提高透明度并加强利益相关方参与。尽管如此，目前开展的影响评估仍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因为这表明企业认识到，无论其意图如何，如果不努力预见并减轻危害，坏事就可能发生。
政府往往未能对信息政策开展任何影响评估。仇恨言论和极端主义内容在网络上的传播确实是问题，但欧盟委员会没有尝试评估其新出台的行为准则对全球信息生态系统造成的更广泛影响。该生态系统中，对政治言论和和平宗教言论的审查十分猖獗。这项准则要求互联网公司删除相关言论，只要这些言论一经举报便被标记为有问题，却没有落实建议采取的措施，以确保正当程序、问责和透明度，防止当局滥用这一机制。即使开展了影响评估，通常也仅限于制定政策的司法辖区，即便该政策会影响全球互联的信息网络。英国政府确实开展了影响评估，以确定《调查权力法》会如何影响英国公民，但它没有考虑该法对全球信息生态系统造成的更广泛影响，尽管世界各地的人权组织已经警告，该法的影响显然会是负面的。
我们能做什么
作为投资者、消费者和选民，每个人都可以做很多事，推动企业和政府更好地保护并尊重言论自由和隐私等基本数字权利。这场斗争永无止境——只要问问那些毕生致力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就知道了——但至少我们已有一些可供借鉴的模式。用于评估私营和公共部门信息政策方案的影响评估模式，可以为我们提供更稳固的基础，以处理更复杂、更令人困惑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信息操纵、仇恨言论、蛊惑民心、宣传和媒体商业模式，而不必绝望地诉诸激烈措施（例如要求平台为用户言论承担责任，或恢复刑事诽谤法）；这些措施最终只会让全球信息环境更加不自由、不开放。
构建一个尊重并保护人权的信息生态系统，将是一代人、甚至可能两代人的任务；但如果我们希望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人类走向更加公正、繁荣、健康与和平的未来，这项任务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