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似乎正处于另一场“大变革”的边缘，其变化远比亚洲经济崛起或中东火灾等新闻标题所暗示的更为深刻。即将到来的变化将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我们经济互动的本质，以及支撑这些互动的社会动态。
这一转变的规模，堪比八千多年前从游牧狩猎采集社会向定居农耕社会的转变，后者最终催生了城市的兴起。欧洲在十世纪也发生过类似的转变，行会的出现——即在特定城镇中控制本行业手艺实践的熟练工匠协会——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即将到来的转变的具体特征仍不明确。它很可能涉及生物、纳米和数字技术领域的革命，以及消除地理与文化障碍的社交网络革命。然而，已经清楚的是，与以往的转变一样，这一次转变将根本性地改变我们所有的经济关系以及支撑这些关系的社会关系。
主流经济学对这类转变提供了直接的分析和政策应对方案。只要技术或其他变化使人们能够就彼此带来的收益获得补偿（扣除成本），基于价格的市场体系便可自我调整。当变化产生外部性时，则需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例如调整税收和补贴、推进监管变革或升级产权制度，以抵消市场无法补偿的成本与收益。而当变化引发特别高的不平等时，则需要再分配措施。
这一做法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如果每个人都能就其给他人带来的净收益获得充分补偿，那么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正如亚当·斯密所 言，将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同样服务于公共利益。按照这一观点，每个人都是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一个自利且完全理性的个人主义者。
但正如过去的“大变革”所证明的，这种做法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在这类经济中，合同往往是出于自愿而履行，而非依靠强制执行。使这些经济得以运转的，并非守护每一个商店橱窗的警察，而是人们的信任、公平感，以及为履行承诺、遵守既定规则而形成的彼此情谊。在缺乏这种社会黏合剂的地方，例如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人们便无法充分利用所有可用的经济机会。
这种联系体现在个人大多数经济交易所具有的深刻社会意义上。当人们购买昂贵的汽车、名牌服装和豪华住宅时，通常是在寻求社会认可。当情侣或朋友彼此赠送礼物或共同度假时，他们所进行的经济交易则源于归属感与关爱。
简言之，主流经济学——以及“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这一概念——只认识到了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一半特质。我们无疑受自身利益驱动，但我们也从根本上是社会性的生物。
鉴于即将到来的转变将颠覆当代社会的根基，这种忽视显得尤为有害。事实上，目前尽管经济已空前一体化，并出现了新的合作机遇，我们的社会互动仍然是原子化的。
问题在于根深蒂固且具有分裂性的身份认同观念。世界被划分为若干民族国家，每个国家都掌控着诸多公共政策工具。人们的社会归属又因宗教、种族、职业、性别乃至收入阶层而进一步分化。
当社会壁垒足够强大时，经济壁垒必然随之出现。这些壁垒的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和日益严格的移民管制，也包括宗教战争与种族清洗。
显然，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自身的社会归属。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身份是不可改变、不可渗透、由外部生成且本质上相互对立的。这种经典的“我们与他们”二分法导致人们同情自身的内群体，并与外群体陷入无法调和的冲突，这正是历史上无尽冲突的根源。
但另一种观点是可能的：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其显著程度取决于个人的动机和处境。这一观点根植于神经科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意味着个人在塑造自身身份方面拥有相当大的余地。
这并不是说民族和宗教身份不重要。相反，它意味着我们是自身身份的共同创造者。与其选择那些使我们相互分裂、令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变得不可能的身份，我们完全可以塑造能够拓展同情心与道德责任感的身份。
越来越多的 科学证据 表明，同情心与其他任何技能一样，可以通过教学和实践得以内化并增强。因此，教育机构可以致力于在培养学生认知能力的同时，发展其关爱他人的能力。
更广泛地看，各地社会都应以超越其多元背景的共同目标为驱动。解决跨越国界的问题是一个良好的起点，可以为不同群体和国家制定具体任务的战略，以推进更大的公共利益。冲突解决工作坊、和解委员会、跨文化教育项目以及对离校学生的强制性公民服务等举措，也可能有所助益。
将人们视为完全自利的经济行为体的主流观点，否定了我们与生俱来的互惠、公平和道德责任能力。通过深化社会归属，我们可以为一种新型经济奠定基础，在这种经济中，更多的机遇可以被把握。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作者：Dennis J. Snower 现任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并担任基尔克里斯蒂安-阿尔布雷希特大学（Christian-Albrechts Universität zu Kiel）经济学教授。
图片：行人在东京一处火车站内行走。REUTERS/Yuriko Nak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