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何，全民健康覆盖（UHC）领域的人士似乎都默认，卫生筹资的未来将建立在集中式筹资机构之上，这些机构的资金来自一般税收、工资税及其他缴费的组合。按照这一假设，这笔庞大的资金由坐落于国家或省会城市大楼中的官僚管理。他们与医疗服务提供方签订合同，并通过按人头付费、诊断相关分组、按服务收费等方式向其付款，同时向零售商（药剂师）报销患者带回家的药品费用。
这一假设或许是正确的，不过也有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叛逆者”认为，去中心化的初级保健安排可以绕开官僚体系，至少在这一层级上带来更高的性价比。在这一模式下，患者直接向其使用的医疗机构支付订阅费，以获取基本服务包；如果认为服务性价比不足，可以停止付费，这构成了一种较为合理的问责机制。这一问题尚无定论。如果我们获得相关数据，了解这种方式与集中采购初级医疗服务的竞争表现如何，我保证会在之后的博客中撰文探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药品报销。这是当今全民健康覆盖安排中的标准做法：医生开具处方，患者持处方到药店取药。药剂师发放药品，并由筹资机构向其支付费用。听起来很简单，那问题出在哪里？
在我作为世界银行药物专家走访过的几乎所有国家中，药品报销费用年年增长，速度远超卫生总支出的整体增速（黑山的最新数据显示，5年间增长了60%）。部分成本驱动因素是可取的，例如改善初级保健，确保慢性病患者得到诊断和治疗。另一些则不可避免，如人口老龄化。但各地普遍出现的情况是，处方逐渐转向过度开具和不必要地使用高价药物。似乎当专家基于他人的账户做决策时，人类的逐利动机便占了上风。
以营利为目的的制药公司不断创新、说服、激励；药剂师和医生欣然配合，推高了人均处方成本。官僚们如何应对？他们增设更多官僚，制定指南、目录、价格管制、控制措施、预先审批程序、教育项目，以及用于抵消行业激励的各种激励措施，等等。当然，商业一方会随之调整并找到漏洞，直到几年后官僚们再推出新的控制措施，循环又进行了一轮。
但技术可以打破这一循环。设想X国希望免费提供儿童肺炎抗生素，同时又希望避免每个出现轻微咳嗽和流感症状的儿童都开具抗生素处方的情况（如果您对此问题尚存疑虑，可参阅这篇 近期发表的文章 ）。负责机构向所有持牌及签约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手机推送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当疑似肺炎的年幼患者到诊所就诊时，医疗服务提供方打开该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允许通过拍照、采集指纹或扫描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件为患者登记。它会呈现一套逐步的诊断流程，护士或医生需要与患者一同完成。其中可能包括一些特定的诊断程序，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还可能出现一种小型移动设备或附件，能够识别细菌DNA并检测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模式。
医患双方完成各项步骤后，应用程序的后端将验证输入的数据。如果符合既定标准，应用程序将提供处方选项。医生选择并确认后，处方将发送至药店。药剂师使用另一版本的应用程序，在扫描药品条形码并录入应用程序后发药，从而完成交易。开处方的医生和药剂师都通过移动支付即时获得报酬。
所有交易均透明可查，并可通过在后台运行的自动工具实时评估，这些工具会查找错误或滥用的模式。任何患者都不能冒用他人身份，也不能通过就诊两家不同诊所而重复领取福利。过度开药将变得十分困难，因为这需要在与应用程序交互时系统性地输入错误信息。对于在使用情况上表现出可疑模式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偶尔进行审计和监管便足以遏制欺诈。预算超支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福利可按开处方者、地点或地区设定上限：一旦达到上限，参保登记即被阻止，直至下一个预算周期开始。
简言之，目前由筹资机构大量工作人员有限度地完成的工作（这些机构消耗了卫生预算的相当大一部分），很快就可能由联网设备来完成。只需少数聪明的人员进行编程、维护软件算法并设定规则，系统即可自动运行。
上述所需的全部基本组成部分，如今在你我的智能手机上都已存在。如果你曾好奇谷歌、Facebook及类似公司的秘密实验室里的程序员如今在研发什么，这或许正是他们的项目之一：如果有人提供此类创新方法的工具，每笔交易只需收取几分钱，那我们谈论的就是一项庞大的新业务。
为什么世界银行应当关注此事？我们向各国提供贷款，而这些国家的纳税人将在遥远的未来偿还这些贷款。随着我们的业务模式而来的，是一份责任：让客户了解潜在的颠覆性技术变革，以免他们投资于尚未收回成本便可能过时的项目。因此，让我们保持警觉，寻找新颖的解决方案，并在核心业务中为培育创新留出空间！
本文首次发表于 世界银行“投资健康”博客。
刊载文章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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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eas Seiter是世界银行健康、营养与人口全球实践部的高级卫生专家，also是药品政策与管理领域的专家。
图片：一名护士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创伤中心摆姿势拍照。路透社/Jonathan Bach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