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分析师认识到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巨大的增长潜力。但即便如此，这些行业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仍被低估了，因为很少有人认真考虑它们相结合后将产生的影响。
人工智能（AI）和生物技术都正处于指数级增长轨道上，有潜力改善我们的生活体验，甚至延长生命本身。但很少有人思考这两项前沿技术如何能够协同结合，以应对全球健康和环境挑战。
请看这两个领域近期的发展速度。从成本效益角度看，生物技术每年都在以十倍的幅度进步。解读人类基因组的成本已经下降，从2001年的30亿美元降至如今的约1000美元；十年前需要数月才能完成的流程，如今可以在不到一小时内完成。同样，基于当前的发展态势，普华永道估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对全球产出的贡献将达到15.7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和印度目前的产出总和。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预测可能仍低估了经济影响。人工智能应用最终将变得极为广泛，并深入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全球产出的贡献很可能达到互联网的三至四倍，而互联网目前约占全球经济的50万亿美元。此外，当前分析的孤立性意味着，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相结合可能产生的潜在技术尚未得到充分考虑，也未被充分计入估值。
例如，结合型技术可以应对器官捐献这一全球性健康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08年，平均每年实施了约100800例实体器官移植手术，。然而，在美国，仍有近113000人在等待挽救生命的器官移植，与此同时，每年都有数千个优质器官被废弃。多年来，需要肾脏移植的患者选择有限：他们要么必须找到愿意捐献且生物学上匹配的活体供体，要么等待当地医院出现可用的已故供体。
但是，凭借足够多的患者和愿意捐献者，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使通过配对肾脏捐献体系促成远超这种一对一模式的匹配成为可能。患者现在可以获得与自身生物学上不匹配的供体，并仍能接受肾脏移植，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在庞大的患者—供体关系网络中为供体和受者进行匹配。事实上，一个人站出来捐献肾脏——无论是捐给亲人，还是甚至捐给陌生人——都可能引发一多米诺效应，通过填补一长串配对链条中缺失的环节，拯救数十条生命。
自2000年首次进行配对肾脏交换以来，已有近6000人通过算法识别出的供体成功接受了肾脏移植。但这可能只是人工智能辅助器官移植的开端。人工智能目前已能识别潜在的供体和受者；未来，它还将能够纳入更丰富的患者数据，或许包括道德和宗教因素，以协助排序和分诊决策（即判定某人是否应先于他人接受移植）。
阻碍这些人工智能模型充分发挥潜力的最大障碍是生物学方面的。理论上，人工智能应用可以利用涵盖全球所有在世及已故器官供体和所有患者的数据集。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器官配对都存在时间限制，因为已故供体的器官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用于移植。要实现配对，受者必须位于能够及时到达的地理半径范围之内。
幸运的是，合成生物技术可能会大幅扩展可行配对的范围。在全球范围内，合成生物学市场正快速增长，并且预计到2024年将超过125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0%。在这一新兴行业中，有一些企业（包括我投资的一家企业）正在探索在体外保存乃至再生器官的方法，并有可能在环境温度下维持数天。这可能会延长器官的运输距离，从而通过增加人工智能模型可借以生成更高效配对链条的可行数据池规模，实现网络效应。
新生物技术的完善通常需要数年时间。但如果成功，这些创新可能会彻底改变公共卫生的诸多领域，而全球器官捐献体系仅仅是个开端。
当今前沿技术的道德和伦理影响极为深远。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算法将如何权衡贫困患者与富裕患者的需求？一个供体器官应该送给远方的患者（可能位于另一个国家）、排斥风险较低，还是送给附近排斥风险仅略高的患者？
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但我认为，我们应当先让结合型技术投入运行并发挥作用，然后再决定适当的监管措施。人工智能的匹配能力意味着，仅一名已故器官供体就可能挽救八条生命；生物技术的创新可以确保器官不再被浪费。这些技术发展得越快，我们就能挽救越多的生命。
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之所以正经历快速发展，正是因为它们具有如此深远的潜力。随着它们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必须持续探索有待开发的新组合。我认为，若孤立地看待它们，我们将发现自己低估了它们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