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推动商品、服务、人员和思想流动，让许多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益，但也有人在经济、政治或文化层面受损。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两极化的政治辩论，以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有时带有极端主义色彩的议程；这一现象在西方和新兴市场都有所表现。在民众对就业、不平等和全球化感到忧虑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正在寻找通往繁荣的新路径。
如今，我们对这些路径及其细微差别有了更多了解。恰在十年前，全球头条新闻都被金融危机占据。此后，人们对精英阶层和机构的信任逐渐流失，但也从中吸取了新的经验，了解哪些经济体实现了反弹，哪些陷入困境，以及原因何在。近来，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展开，它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经济体如何才能更好地整合技术，更快实现惠及广泛人群的繁荣？此外，发达经济体的就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工业化经济体中劳动收入占比在过去几十年间有所下降，因此人们呼吁建立更灵活的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制造业主导的发展模式曾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最近一次是在亚洲，但未来这一模式可能难以为继，甚至未必值得继续采用。预计未来对许多技术密集型、高技能新职业的需求将会增加，教育、医疗、护理、绿色能源等众多领域也将迎来新的增长。这要求我们在数字时代采取新的“产业政策”思路。
世界经济论坛推出全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4.0》，为经济发展提供亟需的指南。该指数以四十年来衡量长期竞争力驱动因素的经验为基础，并纳入了有关未来生产力决定因素的最新认识。全球竞争力指数4.0分为12个支柱：制度、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宏观经济稳定、健康、技能、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体系、市场规模、商业活力和创新能力。该指数还引入了一项新的进步得分，范围为0至100；其中，前沿值（100）对应各项指标的目标值，通常代表政策目标。这种方法强调，竞争力并非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所有国家都能实现竞争力提升。
各国重新规划竞争力发展路径之际，所有经济体都应牢记以下十点：
1. 竞争力不是奢侈品。事实上，无论当前收入水平或优势领域如何，所有经济体都必须提升生产力驱动因素，才能在未来实现更快增长，并增强抵御冲击的韧性。竞争力与收入水平虽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在当前收入水平下构建竞争力基础方面，有些经济体表现优于预期，有些则不及预期。相对于当前收入水平表现不佳的经济体，如果不提升竞争力，可能难以维持这一收入水平。竞争力的十二个杠杆之间无法相互补偿：稳健的金融体系无法弥补实体基础设施薄弱，正如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无法弥补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生态系统的缺失。各国必须沿着全部十二条路径推进，同时制定适合自身的先后次序，以平衡并聚焦各项努力，充分利用成本更低的资本和技术。
2. 投资于人有益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社会包容与一国竞争力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取舍。事实上，人口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和技能是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因素，尤其是在经济和技术转型的背景下。具备合适技能的劳动者能够成为推动和管理这些变革的力量，而非被变革所取代。投资于人不再是事后才考虑的事项，而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增长和韧性的基本支柱。
3.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拥抱全球化，远不止于自由贸易。开放仍是竞争力的根本驱动因素：经济体越开放，创新能力越强，市场竞争也越充分。不过，开放的定义不能局限于贸易，还应包括人员自由流动和思想交流。跨境合作对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尤为关键。按此定义，新加坡、德国、荷兰、瑞典、芬兰和美国是全球最开放的国家之一，而巴西和印度则相对“封闭”。
4. 但开放的经济体也必须重视社会保障。开放对国家之间而言是“双赢”，但在一国内部有时却是“有赢有输”。这意味着，政府在追求开放以实现更长远繁荣的同时，也必须扶助那些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人。试图通过逆转全球化来解决不平等问题适得其反。政策不应保护特定岗位或这些岗位产出的产品，而应通过再分配政策、社会安全网、人力资本投资、更加累进的税收以及转向新经济机会的渠道，改善具体受全球化影响人群的处境。
5. 建设创新生态系统，远不止于研发。创新已成为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当务之急，也是越来越多新兴国家的优先事项。然而，在接受研究的140个经济体中，有77个的创新能力是最薄弱的支柱；德国、美国和瑞士等创新强国仍是少数。科学出版物、专利申请、研发支出和研究机构，都是发展创新能力的成熟要素，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要让好点子走向商业化，一系列较为“软性”的因素同样重要，包括企业接纳颠覆性创意的能力（美国领先）、对创业风险的态度（以色列领先）、劳动力多元化程度（加拿大领先），以及企业扁平化的层级结构（丹麦、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领先）。
6. 技术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路径，但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技术虽非万能良方，却是推动增长和繁荣的重要工具，因此其配置和治理至关重要。借助技术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前景仍大多未能兑现。全球在用智能手机最多约有45亿部，超过一半的人类从未上网。各经济体必须扩大信息通信技术的覆盖范围，让大多数人口都能使用。同时，仅靠技术解决所有问题也有失偏颇。对于许多竞争力最弱的经济体而言，增长缓慢的根源仍是一些“老”发展问题，例如制度、基础设施和技能。若要让基于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成为低收入经济体的新发展路径，就不能忽视这些问题。
7. 制度依然重要。薄弱的制度——包括安全、产权、社会资本、制衡机制、透明度与道德规范、公共部门绩效和公司治理——仍是许多国家竞争力、发展和福祉的致命短板。在所研究的140个经济体中，有117个的制度支柱表现拖累了其整体竞争力得分。政府必须关注制度环境中传统和新兴的各个方面，因为它们都是生产力的影响因素。例如，社会资本是一个宽泛概念，涵盖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质量、社会规范的稳固程度以及社会公民参与水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一方面得分最高。挪威的新闻自由评价最高，芬兰的知识产权保护最为完善。
8. 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同样如此。交通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以及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覆盖范围，能够降低运输和交易成本，促进商品和人员流动。许多经济体仍缺少这类基础设施的基本要素，妨碍了竞争力提升。对若干经济体而言，金融体系仍是相对薄弱的领域。芬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瑞士、卢森堡和挪威拥有最稳定的金融市场（得分均高于95）；印度、中国、俄罗斯和意大利的得分均为84或更低，是金融体系存在特定脆弱性的G20经济体。
9. 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必须始终保持灵活应变。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转型和颠覆，所有利益相关方——个人、政府和企业——的适应力与敏捷性，将成为经济体取得成功的关键特征。对政府而言，“面向未来”尤其意味着调整法律框架以适应数字商业模式、营造稳定的营商环境、有效应对变化并具备长远愿景。新加坡政府最具“未来准备度”，卢森堡和美国紧随其后。阿联酋和另外四个海湾国家跻身前十，马来西亚也在其中。相比之下，巴西、希腊和委内瑞拉政府被认为“面向未来”的准备程度最低。
10. 同时实现平等、可持续发展和增长并非不可能，但需要积极主动、目光长远的领导力。全球已形成共识：经济进步需要更全面的模式，在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尊重地球承载力的同时，不损害后代利益。平等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取舍，但全球竞争力指数4.0的表现与环境指标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竞争力最强的经济体生态足迹最大，但效率也最高（单位GDP的生态足迹最低）。因此，领导者有责任确立长远优先事项，并采取积极行动，在平等、可持续发展和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