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期间跨行业劳动力流动，凸显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转型模式和增长动力。
旨在提升劳动力技能的政策是确保增长的关键。
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更多支持来发展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并弥合数字鸿沟。
历史上，最不发达国家（LDCs）的可持续发展一直面临各种重大制约。这些制约包括生产率低下、制造业及其他生产性部门能力有限、经济多元化不足、对大宗商品和矿产依赖程度高、投资率低，以及政府实施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政策能力有限。
一个国家若没有持续的结构性经济转型，从农业或资源型经济转向工业或服务型经济，几乎不可能从贫穷走向富裕。因此，2011年至2020年实施的《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IPoA）将建设和多元化发展最不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列为优先事项。
最不发达国家的转型模式与动力
比较跨行业劳动力流动从IPoA启动到2019年的情况，可以发现三种经济转型模式：27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17个国家经历了由服务业驱动的转型；另有两个国家的农业相对贡献上升，同时工业和服务业占比下降（图1）。
图1：最不发达国家的结构转型模式
在IPoA实施期间，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未能显著提升生产能力或实现经济多元化，但一些国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构转型成果。卢旺达和柬埔寨在工业和服务业带动的转型方面表现突出，而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则在服务业驱动的转型方面走在前列（图2）。
图2：比较2011年至2019年最不发达国家的结构转型模式
了解转型表现突出的国家
柬埔寨是工业和服务业驱动转型的典型案例，农业增加值（VA）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大幅下降，工业占比则上升。
服装出口推动柬埔寨制造业活动显著增长，助力该国经济结构转型，同时扩大了其进入全球服装市场的机会。
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7.1%）一样，柬埔寨（7.2%）是唯一另一个实现IPoA设定的年增长目标，即年增长率达到7%的最不发达国家。柬埔寨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为这一增长奠定了基础。
图3：IPoA期间经济复杂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卢旺达的转型主要由服务业驱动，并以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为支撑。该国已成为非洲数字化发展领域的先行者，并创新运用数字技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目标，同时促进贸易。
布基纳法索和马里是服务业驱动型转型国家中的突出代表。然而，在IPoA期间，两国的部门增加值呈现不同走势。布基纳法索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上升，马里则有所下降。马里的就业似乎正转向服务业，但这一变化并未体现为增加值贡献上升。
这意味着劳动力正流向低价值、低生产率的服务业。这一趋势令人担忧，也符合过早去工业化的论调。与此同时，农业增加值占比在布基纳法索下降，在马里上升。马里农业增加值占比提高，也可能表明农业生产率有所改善：该部门就业人数相对减少，但产出价值不断增加，这主要得益于农业机械化。
在结构转型阶梯底部的两个经济体——乌干达和也门，除乌干达工业占比略有上升外，占总增加值大部分的三大部门，其增加值占比似乎都在下降。在也门这个脆弱国家，治理问题加上经济和政治动荡及武装冲突，已使经济濒临崩溃。
转型领先国家与变化甚微或毫无变化的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体现在生产结构复杂度和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不同上（图3）。经济复杂度指数在经历工业和/或服务业驱动型转型的国家有所改善，但在乌干达和也门则有所下降。
同样，除也门外，五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均实现增长。提高总体劳动生产率是各种转型的共同基础；旨在提升劳动力技能的政策有助于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活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并在此过程中提升最不发达国家出口组合的多样性和复杂度。
在后疫情时代加快经济转型
本文所考察的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在IPoA期间的经济结构转型表现显著更好。对六国各部门增加值进行比较，可以得出两个值得关注的发现。
第一，就业大量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的国家，其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有所上升，但服务业驱动型转型并未呈现一致模式。第二，工业和服务业驱动型转型的领先国家提升了生产的经济复杂度，劳动生产率也有所增长；而其他国家的这些指标总体上有所恶化。
随着越来越多服务通过数字方式交付，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并改善最不发达国家的数字素养、监管和基础设施，可以加快服务业驱动型经济转型的上升势头。2021年10月，最不发达国家贸易部长通过了一项宣言，强调《最不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豁免》对于支持这些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促进出口多元化、推动基础设施发展以及扩大获得贸易相关能力建设支持的机会至关重要。
截至目前，51个世贸组织成员已给予最不发达国家服务贸易优惠。然而，这些优惠往往力度有限，商业收益不大；许多最不发达国家也因供应能力受限、服务企业缺乏竞争力而无法从中受益。
落实服务贸易豁免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以提升最不发达国家服务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可通过促进这些国家参与全球服务贸易、弥补数字短板，推动结构转型。
解决这些制约因素并保持经济转型势头，对最不发达国家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也应成为实施《多哈行动纲领》期间的优先事项。经济结构变化将成为这些国家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最终达到高收入水平的主要动力，也有助于增强最不发达国家经济体抵御未来冲击的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