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与私营部门合作对于实现联合国于2015年商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世界银行集团前首席财务官、国际治理与公私合作全球未来理事会联合主席伯特兰·巴德雷表示，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是应对可持续发展全球挑战的唯一途径，但他也提醒，这并不容易。
您能否解释公共与私营部门合作以及国际治理的重要性？我们为什么需要设立全球未来理事会来讨论这个议题？
联合国大会一年前批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没有一个能真正仅靠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单独实现。无论是传统的公私合作基础设施项目，还是卫生或教育领域，你都会发现，世界越来越需要双方在资金和技能方面结合起来。
我们不应自欺欺人：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携手合作是一件复杂的事。双方的利益不会立即一致，彼此之间也存在猜疑。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公共部门认为私营部门想要坐享收益而不承担任何风险。反过来，私营部门认为公共部门最糟糕的情况是腐败，或者官僚作风严重、效率低下、反应不够灵敏。
因此，一方面，我认为公私合作确实是关键所在，但它并非万能良方。这并不容易，而是很难。我们必须解释它为何重要，突出成功案例，同时也要阐明促成公私合作的原则。
这一领域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推动这些变化的力量是什么？
这确实是过去10至15年发展的结果。回到2000年，当时一切都围绕公共资金、公共支持和公共管理，私营部门则被视为遥远、可有可无的存在。但后来在蒙特雷（2002年联合国发展筹资国际会议）上，人们开始讨论伙伴关系，不过当时仍只是口头说说。
后来，人们开始意识到，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私人领域，无论是金融部门、汇款还是外国直接投资；他们也意识到，携手合作是有意义的。
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挑战？
这不是“在多大程度上”的问题，而是别无选择。我曾从事过各种不同议题，包括道路安全、教育和基础设施融资，它们都属于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一部分。无论哪种情况，都确实需要让各方坐到同一张桌前。以道路安全为例，它是当今全球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解决之道不仅在于立法或执法，也在于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生产安全的汽车、与酒类企业合作，等等。关键在于以多方参与的方式携手行动。
如今，政府或国际组织不再是先作出决定，再邀请私营部门加入并填补缺口。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从第一天起就让所有人坐到同一张桌前，并推动大家共同合作。这并不容易。
国际组织应在全球决策中发挥什么作用？这种作用会如何发展？
它们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仍需作出调整。它们不再是从天而降、替人作决定的救世主；那种做法已经过去了。它们也不再自行其是，这种情况同样已经过去。它们必须参与这场多方利益相关者讨论。
从文化角度看，这并不容易；它们希望发挥主导作用，想要独自行动，但必须接受真正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因此，我认为它们之所以关键，是因为能够成为各方之间的齿轮，同时也承担着与公民社会协调的作用。
无论是选民、消费者、投资者，还是向非政府组织捐款的人，公民社会都可以要求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兑现承诺，并监督他们是否尽职尽责。这就是我称其为系统“黏合剂”的原因：必须有人让他人承担责任。这将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
跨国专家网络在多大程度上能替代政府间协调？
我不确定这算不算替代；我们还是必须携手合作。随着民粹主义在各地抬头，人们对世界主义精英的不信任日益显现。不能只依赖专家，还必须与基层民众建立联系。我不希望有一个脱离现实的体系，在空中作出决定并推动不为民众接受的议程。
我们确实必须让所有人都坐到同一张桌前。凡是带有国际或跨国色彩的事情都值得重视，因为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如今大多数问题都超出了国家治理的范围：贸易、气候、难民等重大议题，大多无法在国家层面解决。我们需要与邻国合作，因此需要建立这些网络，并具备以灵活、巧妙方式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不能只采取基辛格式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家间交往方式。
国际治理跟得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吗？还需要采取哪些行动？
我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见过这一领域面临的挑战。国际组织受其章程所限，往往是相当庞大的机构；它们结构复杂，具有政治属性，因此本就不会迅速行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问题更加明显。现在是时候审视这些变化带来的后果，并尝试作出调整了。
我真希望世界银行能资助那些在技术方面真正处于领先水平的项目。在讨论多方利益相关者团体时，我们确实需要让代表这个快速变化的科技世界的人参与进来。如今已经不能再各自为政了，这也是我事后回想时最大的遗憾。各自为政的情况太多，严重妨碍了我们实现某种共同利益。
公私合作和国际治理的未来会怎样？到2030年，我们将处于什么位置？
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无法推动公私合作迈上新台阶，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即使迈上新台阶，实现这些目标仍会很困难；如果做不到，就将不可能实现。我们必须向前推进，不能只停留在讨论和撰写报告上。我们必须证明，公私合作是关键所在，它行之有效，尽管困难重重，却能带来改变。从这个角度看，国际组织，尤其是世界经济论坛，肩负着特殊责任：把各方联系起来，并在危机后信任已荡然无存的体系中重建信任。
到2030年，您最希望看到哪种技术或设备？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有很多选择。凭借我的金融背景，我很想看看我们如何以有意义的方式采用区块链。我认为，它确实能改善金融普惠，并重建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任。我也很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认为它能在许多领域带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