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自然资源管理原则可以扭转生物多样性的急剧衰退。
保护自然资源的方法必须追踪环境影响，并了解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空间规划以及基于自然的循环解决方案等策略，已经在多种情境下惠及自然，同时促进了经济增长。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前所未有，历次重大报告都凸显了自然损失的巨大规模。事实上，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威胁，其中许多物种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灭绝。要遏制并扭转这些灾难性趋势，必须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驱动因素，尤其是因为这样做还能带来诸多机遇和益处，包括增进人类健康与福祉以及创造绿色就业岗位。
自然资源（土地、生物质、化石燃料、金属、矿物和水）的管理方式，尤其是生物质和土地的管理方式，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主要驱动因素有着重大影响：栖息地破坏、过度开采、污染和气候变化。
国际资源基金会（IRP）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主办，专注于自然资源利用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挑战之间的关系。IRP的最新观点文章（或白皮书）概述了实施自然资源管理原则如何能够建设生物多样性，并重点介绍了这些原则在各种不同情境下已经为自然带来益处的实例。
了解你的影响
价值链透明度使决策者能够识别关键的干预点，从而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沿价值链产生的环境影响。理想情况下，价值链透明度应通过可靠的科学数据和统一的国际标准得以实现。这些标准促使生产者投资于可追溯性，因为他们清楚，由此产生的透明度将被其希望进口至的任何国家所接受。技术、政策和金融正在助力提升这种透明度。
技术： 技术已在提升透明度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巧克力生产商嘉利宝正在利用卫星服务追溯巧克力供应链中可可的产地。这些信息有助于减少与其可可供应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森林砍伐驱动因素。
政策： 政府也在推动价值链透明度：例如，德国联邦政府计划今年通过一项供应链法案，要求企业满足关于人权和环境影响的尽职调查标准。
金融： 投资组合对生物多样性的兴趣日益增长，但由于正面影响难以衡量，他们发现直接投资十分困难。为应对这一问题，伦敦动物学会开发了一个在线平台，该平台详细列出了软性商品生产商的活动，使积极主动的投资者能够避开具有特别严重负面影响的企业，并识别能够改善毁林等活动管理方式的具体自然资源管理策略。该工具已被先行一步的基金经理所采用。
共同规划
资源过度开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以及这些用途之间的相互影响缺乏全面了解。例如：一片森林通过为附近城市提供集水区，起到蓄水和保护作用，但它也可能是依赖当地木材的社区的收入来源。若缺乏综合战略，这些相互冲突的需求将无法得到平衡。拥有这样的战略还使决策者能够通过早期识别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从陆地或海洋区域中获得多重效益。
空间规划是获取这一完整图景并制定该战略的一种途径。这种方法识别并绘制出对特定物种和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全面掌握资源需求，便于更清楚地揭示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存在权衡取舍之处，以及可能实现双赢之处。例如，海洋保护区通过可持续旅游业提供生计，从而增加鱼类种群。2019年，IRP分析了来自全球各地的350多个综合空间规划项目，发现其中很大比例对农业、生态系统和生计产生了积极影响。
案例研究：中国的综合景观规划。中国采用的智能生态分区方法，是规划如何有助于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范例。过去10年，中国一直在建设生态保护红线体系。1998年长江发生毁灭性洪水，造成3000多人死亡，超过1500万人无家可归，中国认识到，此次灾害的严重程度是森林砍伐和环境退化所致。这促使其发展出评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抵御自然灾害的恢复力）的技术与科学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划定需要加以保护的区域，使其免受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的支持对该计划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目前，已有一片面积超过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四国总和的区域，根据其生态价值被划定为保护对象。
基于自然的循环解决方案
通过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循环经济解决方案，生产可以变得更加可持续——利用自然固有的再生能力，同时生产材料并增强生态系统服务。这些做法可避免生态系统退化，减少废弃物，并有助于恢复生态系统功能。
竹子是基于自然的循环解决方案的一个范例，既能支持生物多样性，又能助力减贫。得益于其快速生长的特性，竹子能够使退化的景观重新变绿，同时为农民以及日益壮大的次级竹加工产业提供生计。这种环境和经济层面的转变已在多种不同地区得到验证，包括中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加纳和坦桑尼亚。在中国的一个市，参与竹子供应链的农民数量在短短五年内增长了1900%，提高了家庭收入，并增强了社区的韧性。
重新评估自然价值的新方法
经济体系并未认识到自然资产及其所提供服务的内在价值，这导致自然资源管理不善。将自然纳入经济决策，并不等同于仅仅为自然标定价格；达斯古普塔评论于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主张以包容性财富衡量指标为经济决策的基础，该指标基于人力资本、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从而将生态系统的范围和质量纳入中央政府的决策之中。
尽管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估值的工具仍相对罕见，但此类实例正在不断增多。其中一项举措是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阿拉瓜亚联盟。该联盟旨在改善区域的环境资产，对鼓励牲畜生产可持续集约化（包括保护和减排）的活动给予经济补偿。
制定大胆且可执行的生物多样性目标
2021年被誉为环境领域的“超级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在格拉斯哥确立了新的全球气候目标，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也为生物多样性确立了类似目标。
尽管过去未能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为充分发挥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最大潜力提供了巨大机遇。在昆明，各国领导人需要把握近期进展，其中包括联合国批准了一个全面的自然资本核算框架（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各国政府应承诺采用这一国际商定的统计框架，以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自然资本核算的覆盖面并提升其深度。
此外，还开展了其他工作。例如，2020年9月，84个国家的领导人签署了《自然领导人承诺》——承诺到2030年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他们现在需要兑现这一承诺，在昆明就雄心勃勃的目标达成一致，并做出切实承诺以确保其落实。
同样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应努力扩大有利于自然的生产规模，通过为市场、投资者和生产者自身提供激励措施实现这一目标。这些措施应包括调整有害补贴，以及扩大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划的规模。
在昆明会议之后，各国领导人应承诺就价值链透明度标准、测绘技术、增进自然的生产方法以及提升自然资本核算能力等问题继续开展多边讨论。只有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竞争性需求，从而制定出共同的战略性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