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瑞典气候问题直言者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已启航乘坐一艘零排放竞速游艇前往美国，意在世界另一端掀起波澜，其中包括下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她抵达美国之际，跨大西洋两岸对气候变化所构成威胁的认识日益加深。然而，公众舆论的转变能否转化为具体行动，仍有待观察。
数十年来，经济学家将不平等仅视为微观经济问题，由此一直忽视了问题的实质。大量证据表明，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更多与全球金融力量有关，而非当地劳动力市场状况。
认真对待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我们再也无法忽视地球的承载边界。我们需要着手设计各种工具和政策，使社会各方面更加可持续，以免在此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大到使我们陷入贫困。这项任务如今日益不再仅属于相关领域的专业学者，也属于广大学者与研究人员。如今，可持续发展理应成为我们审视所有与政策相关的实证问题的视角。我们需要以挑战为导向、以使命为驱动的研究，而这需要广泛的多学科协作。
为此，剑桥大学的迈克尔·格拉布（Michael Grubb）与两位合著者于2014年出版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行星经济学：能源、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领域》。格拉布运用经济学领域的一系列广泛工具，为通往可持续社会指明了方向。该框架有待超越经济学范畴进一步拓展，但它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起点。
书名副标题中的“三大领域”关乎人类行为，以及如何通过监管、传统的市场化定价和创新来影响人类行为。转变一个体系需要三个领域同时行动。例如，更完善的监管可以改变人类行为，从而降低价格、激发创新，而创新又会反过来带来更好的监管和更低的成本。
遗憾的是，经济学中这三个传统领域各自独立发展，形成了各自的话语体系、证据基础、政策建议、专业学会和期刊。“行星经济学”的目标，是将这些领域整合进同一个共同体之中，其唯一宗旨是构建一种能够在地球承载边界之内存续的文明。
这一趋势已在边缘领域显现。演化经济学家与制度经济学家正与组织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探讨个体的社会与经济选择如何随时间推移构成复杂系统。W. 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等复杂性经济学家数十年来一直在研究此类问题。与此同时，“索洛余值”经济学家借鉴三大领域的成果，试图解释经济增长中无法解释的因素。
然而，这种多学科交融的进展远远不够迅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行星社会科学领域，以整合来自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不同视角、概念框架与分析工具。正如我们无法忽视气候科学，面对一个日益变暖的星球，我们同样无法忽视将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与安全挑战。
除个人消费者、私营企业和公民社会的参与之外，构建可持续的全球经济还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各国政府亟须调整监管框架、重置市场激励机制，并扩展创新所需的硬件与软件基础设施，以促进创新蓬勃发展。此外，决策者应做好承担审慎风险的准备，并根据反馈意见调整政策。
或许与其他学科融合程度最高的分支学科是公共卫生，其中包括医学和环境科学。在《生存：同一健康、同一星球、同一未来》一书中，“同一健康”教育工作组主席乔治·R·卢德克（George R. Lueddeke）展示了如何将公共卫生纳入广泛的领域，以关注个体、群体和生态系统的健康。
当然，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是教育。2015年，国际社会通过了联合国的《2030年议程》及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目标4（SDG 4）将优质的全民教育视为建设“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的关键。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正受到不平等、贫困、资金短缺、极端主义和武装冲突的阻碍。
在发达经济体中，教育体系需要为学生做好准备，以迎接一个正在经历根本性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的世界。当今的年轻人不仅需要具备应对持续变革的技能，更需要具备引领变革的能力。这意味着教育政策也必须以挑战为导向。具体而言，每所大学都应考虑开设一门关于系统思维和跨学科方法的必修课程。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组织正被要求将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其日常运营之中。在《生存》一书中，17家组织（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到世界自然基金会）向卢德克介绍了它们如何采取更加多学科的方法。但总体而言，很明显，许多国家（如果不是大多数国家）尚未考虑全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本。若缺乏它们的积极参与，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事实上，大多数国家财政部尚未全面认同《2030年议程》。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因过度负债而制造新的脆弱性。近期的经验表明，金融危机可能迅速削弱经济和政治成就，有时甚至会逆转数十年的发展成果，或危及未来的经济增长与稳定。
随着格蕾塔·通贝里踏上新的土地，当权者应当思考其对所有世代所负的责任。我们亟需创造条件，促成一门能够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的行星社会科学的兴起。归根结底，地球仍将延续。但人类能否生存，将取决于当今所展现的领导力，以及我们为未来构建的治理与学术体系。没有什么比灭绝的前景更能让人集中注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