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诸如 伦敦（英国）和 德班（南非）等先驱城市开始将气候变化纳入其政策和规划，以便为基础设施、社区、生态系统和机构应对其最可能面临的影响做好准备。
此后，全球各地大大小小的许多城市纷纷效仿其做法。目前已建立了重要的全球和区域城市网络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C40），以及全球性承诺，例如全球市长盟约，已相继签署。
从特大城市到小城镇，所有采取行动的城市都有发言权。正因如此，城市在国际谈判中的作用日益增强。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后，这一点得到了印证，当时已毫无疑问地确认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重大贡献。
只有47%的885个欧洲城市制定了规划
迄今为止，已有一些有意义的研究试图追踪城市适应方面迄今取得的进展。一项针对885个欧洲城市的大规模研究发现，只有47%的城市制定了适应计划，其中既包括以适应为重点的计划（26%），也包括适应与减缓相结合（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
2016年12月的一项研究使用了一个包含401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全球城市的数据库，发现只有18%的城市报告了适应举措。其他针对特定国家的研究已在加拿大、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开展。这些研究大多对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偏向，并且侧重于考察是否存在相关政策，以证明在适应方面取得的进展。
评估城市
虽然此类进展值得肯定，但我们如何得知这些规划能否切实降低未来风险？首先需要考虑这些规划在政治和经济上是否可信，即是否以可靠的科学知识为基础，以及城市相关主体和公民社会是否会支持拟议的活动与项目。
为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开发并测试了一种新方法，在四个先驱城市（德班、基多、哥本哈根和温哥华）进行了试点。在该研究中，我们制定了衡量适应政策可信度的指标，通过考察其资金是否有保障、是否已开展恰当的气候评估，以及是否充分考虑了市民意见来评估可信度。
适应政策的合法性至关重要。每项公共行动都需要透明，每项政策都需要以参与式进程为基础。适应工作还必须保护那些更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与此同时，适应措施可能使一些社区受益而另一些社区不受益，因此需要考虑气候变化适应中的受损者和受益者。
我们的结论是？即使在气候适应工作最为先进的城市，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尤其是在建立与利益相关方和社区的合法程序、建立适当的监测体系、确定可持续的实施预算，以及最终考虑气候变化本身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等方面。
计算未来风险
在这方面，2017年1月的一项研究计算了与海平面上升相关的气候影响在整个21世纪内的未来发生概率及相关经济损失，涵盖全球120个大型沿海城市。
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在决策中起着关键作用：可能存在潜在经济损失很高但发生概率极低的事件；也存在影响较小但发生概率高得多的事件。我们往往会为高概率、低影响的事件做规划，而忽视那些概率较低但潜在破坏力更大的事件。如果我们考虑最坏的5%的情况，这可能会对城市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从经济、社会或环境角度看，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2012年袭击纽约市的飓风桑迪。此后，该市制定了“更强大、更具韧性的纽约”规划，于2013年发布。
这项工作还指出，需要确定城市愿意接受的风险水平。与任何其他类型的风险一样，气候风险无法在合理资源投入下被完全消除。可能做到的事与切实可行的事是两回事。
打个夸张的比方，修建4米高的堤墙来防止河流泛滥总是可能的。然而，从经济、环境或社会角度看，这几乎不现实，也不切实际。为降低西班牙毕尔巴鄂风险最高地区的洪水风险，该市近期开通了德乌斯托运河。该项目将减轻降雨增加和高潮位所带来的影响，但无法将其完全消除。
当前城市适应规划是否从这些角度考虑了气候风险？城市规划所针对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追踪城市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城市是否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好准备？”，追踪了136个沿海城市的城市适应工作。
首先，我们一直在记录这136个城市中与沿海管理相关的适应政策。在此必须考虑的不仅是地方政策，还包括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政策。我们将评估哪些政策可能在长期内得到实施和维持（可信度），随后评估规划措施能否降低未来风险。
例如，在蒙得维的亚（乌拉圭），我们分析了国家和大都会层面的适应政策。目前我们特别关注Plan Climático de la Región Metropolitana de Uruguay（大都会规划），评估其是否可信，以及沿海措施是如何制定以应对其特定未来风险的。
与蒙得维的亚的做法一样，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沿海生态系统，并控制易受侵蚀地区的城市化，是未来应对极端事件适应能力的良好指标。
虽然我们追踪研究的最终结果可能要到2020年才会出来，但我们希望它能为城市沿海适应以外的其他领域提供借鉴。我们也希望城市自身能够利用它提升气候规划能力，并根据其可能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调整战略，而这一未来正日益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