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领域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动荡——这使得回到旧常态的可能性日益降低。
援助的多重且相互交织的未来正在显现，其中最可能出现的是五大关键趋势的混合形态。
驾驭全球援助不断变化的格局，将需要战略灵活性，以及构建新的非常规联盟。
全球发展行业正面临严峻考验。长期依赖西方捐助方的该行业，正在应对深度和突然削减官方发展援助。
援助危机影响着数以万计的工作人员和服务使用者，并连锁效应波及粮食安全、减贫、卫生与教育服务供给、冲突预防和维持和平。
这场动荡不仅预示着资金危机，更预示着共同目标的危机。战后构建的援助体系旨在抵御冲突与赤贫，如今却在民族主义、财政紧缩和地缘政治对抗的压力下步履维艰。
战后以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对持久和平与全球团结的承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共识，正被交易式外交和地缘政治强权炫示所取代。发展合作并非渐进式改革，而是正在进入断裂阶段。
一个更加混乱的多极秩序正在形成，新的行为体、规范和机制将塑造援助的未来。
尽管结果仍不确定，但五种大致情景正逐渐清晰。它们并非相互排斥；实践中，这些未来的拼合形态很可能会逐步展开。
情景一：瓦解与漂移
在最悲观的情景中，西方继续从全球发展领域撤退。
联合国各机构如今面临日益严峻的资金短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将今年裁减超过20%的员工。绿色气候基金曾是全球协调的旗舰项目，如今漂泊无依。在许多情况下，已背负债务的受援国正被迫从慈善机构、国内预算或私人融资方那里东拼西凑支持资金。
有人认为这种去中心化带来了一线希望。本地行为体往往更加灵活且更受信任——正在承担更大的角色。国内慈善事业正在增长，从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到肯尼亚、马来西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然而，若缺乏大量外部资源，这些努力就有可能是临时性且难以为继的。
气候变化、粮食不安全和大流行病等挑战的规模远超地方能力。如果官方发展援助在缺乏可靠替代的情况下萎缩，那么可持续发展目标将被悄然搁置。
情景二：回归基本面
一条更为克制的路径可能是，西方捐助方重新集结，调整其援助战略，将重心转向核心职能。与其追求宏大目标，发展不如变为损害控制和建设地方韧性，重点聚焦于人道主义救济、移民威慑和地缘战略影响力。
这种调整的迹象已经显现。联合国的人道主义“重置”敦促各国围绕基本需求精简干预措施，从安全到住所。欧盟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抗衡，其资助的基础设施可能创造有利条件，有利于欧洲。
在这一模式下，多边机构将被精简至其最具功能性的角色。援助将变得更具附加条件，并以利益为导向。捐助方可能重新介入脆弱国家，但目标是遏制而非能力建设。
尽管这种现实主义可能吸引饱受困扰的财政部门，但它有可能忽视性别平等、冲突预防和基于权利的发展等议题。专注于少做事，即便做得好，也可能不够。
以捐助方为主导的旧发展模式——线性、等级化、根植于战后自由主义——已不再适用。
情景三：中国扩大其影响范围
随着西方撤退，中国可能填补这一真空。北京已经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其在卫生、数字基础设施和气候金融领域的参与也在增长，尽管进展不均。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其国内经济放缓、人口挑战和房地产行业不稳定。尽管中国官员继续表达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尤其是在贸易和气候领域——但他们对采纳西方发展规范兴趣寥寥。
人权、公民社会和治理改革不太可能成为重点。
不过，中国正在逐步扩大其影响力，遍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将开始的国际开发协会增资谈判，将成为检验北京重塑全球金融承诺的试金石。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那些被排除在西方主导机构之外的国家，中国提供了一种更易获取的替代方案——即便其透明度较低。
情景四：金砖+加大力度
另一种并行的未来可能是，以金砖+国家为核心出现一个替代性的多极发展集团，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并可能纳入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这些大国已经在试验采用新的金融工具和治理模式。
由金砖国家主导的新开发银行已发放数十亿贷款，并正在考虑扩容。区域开发银行、主权财富基金和南南合作伙伴关系日益突出。这些机制不仅仅是在填补空白，而是在重新定义发展本身，从西方的优先事项转向区域自主。
债务改革可能成为这一愿景的关键。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面临不可持续的偿债负担，并寻求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紧缩措施的方案。
转向更灵活、优惠且政治中立的融资，可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如果同时在国际机构内实现影响力的真正重新分配。
情景五：援助的私有化
另一种可信的情景是私营行为体的崛起——不仅体现在物流或项目执行方面，还贯穿所有发展职能。事实上，私营企业已经长期承担曾专属于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角色。
许多大型咨询公司已深度参与发展援助，从Chemonics和DAI Global到Accenture、Boston Consulting、Deloitte和KPMG，不一而足。
公私合作的发展模式十分普遍。混合融资、社会影响力债券和绿色投资基金正在激增。人工智能（AI）和金融科技的进步，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数字解决方案得以快速部署，并绕过了传统援助渠道。
有人认为这解锁了创新和规模化。其他人则警告存在问责缺口、掠夺性定价以及公众信任的侵蚀。
若缺乏治理这一私营部门转向的框架，碎片化和不平等的风险将上升。剥离其道德维度，发展就变成了风险管理和利润率的问题，这很难成为包容性或可持续成果的良方。
处于变动中的未来
这五种情景反映了一个转型中的世界。以捐助方为主导的旧发展模式——线性、等级化、根植于战后自由主义——已不再适用。取代它的是什么仍有待观察。更有可能的是，未来的模式将是混合型的，融合本地化、私人资本、双边援助、慈善事业以及一定程度的多边临时应变。
要驾驭这一新的、不确定的领域，发展从业者需要进行战略性思考、灵活行动，并跨越公私界限建立联盟。援助部门不仅必须适应资金削减，更须适应全球权力的根本性重新调整。
全球最重要的发展优先事项——人道主义援助、减贫、获得金融服务以及共享公共产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当前的挑战是打造为发展服务的新契约，这一契约应立足于共同利益、共同责任以及多极世界的复杂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