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的影响可以通过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的概念来理解。就广延边际而言，贸易政策可能通过提高市场进入成本来保护效率低下的现有企业。通过集约边际，贸易自由化促使高效企业扩大产出并提高利润。因此，贸易政策对同一行业内的生产者产生不同影响。效率低下的企业被界定为高成本还是低质量，十分重要，部分原因在于其相关的政策含义，另一部分原因在于质量对理解企业行为起着关键作用（Baldwin and Harrigan 2011，Khandelwal et al. 2013）。
贸易政策的影响还取决于贸易成本的类型。正如Khandelwal et al.（2013）所指出的，从量成本的降低与从价成本的降低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方式不同。如果低价格反映低质量，那么从量成本的上升会不成比例地提高低质量企业的成本。因此，贸易成本的下降将促使低质量企业进入市场。尽管将从量成本纳入一般均衡模型并不容易（Irarrazabal et al. 2013），但为了刻画供给与定价模式，进而理解贸易政策的影响，有必要纳入异质性、质量和从量成本。因此，有必要探讨高价格是否反映高质量，并确定从量成本在总贸易成本中所占的贡献。
文献采用的方法是考察“离岸价”（FOB）与市场距离之间的关系，并以距离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获得FOB价格与距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证据的学者包括Bastos and Silva（2010）、Baldwin and Harrigan（2011）、Manova and Zhang（2012）、Martin（2012）以及Feenstra and Romalis（2014）。这一证据促使我们引入质量因素，因为这种关系与标准的生产率异质性模型不一致。在该模型（Melitz 2003）中，由于高生产率企业能够进入进入成本较高（可能因运输成本高）的市场并设定较低价格，FOB价格与市场距离之间将呈负相关。将质量纳入企业异质性模型后，便出现了高FOB价格企业生产高质量商品的情形；这些企业因此能够向更远的市场销售。
从量贸易成本也可能使距离与质量之间呈正相关。当存在从量贸易成本时，高质量且因而价格较高的商品在较远市场中的相对价格较低，因此这些市场对高质量商品存在强烈的相对需求；这被称为阿尔钦－艾伦效应（Hummels and Skiba 2004）。因此，某些类型的贸易成本可能产生正相关关系。然而，基于文献中的简化式回归，难以判断这两种机制中哪一种是主要驱动力（以及两者是否确实同时发挥作用）。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Takechi 2015）中，我考察了生产成本与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从量贸易成本的大小。与以往研究相比，我的方法有三个优势。第一，我使用价格数据代替产量数据来衡量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Anderson and van Wincoop 2004，Atkin and Donaldson 2014）。利用日本批发农产品价格数据，可以获得产地的价格信息。第二，了解产地价格和市场价格，可用于确定产品的交付模式。这使我能够处理自选择问题。仅使用观测到的价格数据估计贸易成本，会排除未交付商品的信息，从而导致估计有偏。因此，我采用了与Helpman et al.（2008）和Kano et al.（2013）类似的框架。第三，通过设定特定的市场结构，我可以利用产地价格数据衡量生产成本和商品质量，因为这些数据不受地区间贸易成本的影响。利用由此推算出的成本和质量数据，我能够考察生产成本与质量之间的联系，以及从量成本在贸易成本中的重要程度。
我通过实证表明，商品的高价格与高生产成本相关；因此，质量异质性模型是适当的。随后，我证实了贸易成本函数中存在显著的从量成本。我的估计结果还显示，在不存在特定贸易成本的情况下，产品质量相对于生产成本的弹性存在向上偏误。质量弹性是决定高成本企业能否通过生产高质量商品获取大额利润的关键因素，因为弹性越高，意味着高成本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由于存在从量成本时对高质量商品的相对需求更大，从量成本的存在会影响较远市场中的盈利能力。因此，如果忽略从量成本，质量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将被高估。
关于贸易成本如何随市场距离增加，我发现从量成本相对于距离的弹性大于其相对于从价成本的弹性。这一结果与Hummels and Skiba（2004）的结论在性质上一致，后者假设只有从量成本取决于市场之间的距离。这些实证结果对公共政策具有启示意义。根据我的结果，由于从量成本对地理距离更为敏感，改善基础设施等政策举措可以通过减轻距离带来的负担，大幅降低从量成本。正如Irarrazabal et al.（2013）所示，从量贸易成本比从价成本造成更多扭曲。因此，仅基于从价成本估计的福利收益可能偏低。
参考文献
Anderson, J E and E van Wincoop（2004），“Trade cost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2，691–751。
Atkin, D and D Donaldson（2014），“Who’s getting globalized? The size and implications of intranational trade costs”，mimeo。
Baldwin, R and J Harrigan（2011），“Zeros, quality, and space: trade theory and trade evidence”，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icroeconomics 3，60–88。
Bastos, P and J Silva（2010），“The quality of a firm’s exports: where you export to matter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2（2），99–111。
Feenstra, R C and J Romalis（2014），“International prices and endogenous qual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77–527。
Helpman E, M Melitz and Y Rubinstein（2008），“Estimating trade flows: trading partners and trading volum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441–487。
Hummels, D., Skiba, A., 2004. “Shipping the good apples out? An empirical confirmation of the Alchian–Allen conjectur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1384–1402。
Irarrazabal A, A Moxnes and L D Opromolla（2013），“The tip of the iceberg: a quantitative framework for estimating trade costs”，NBER working paper 19236。
Kano K, T Kano and K Takechi（2013），“Exaggerated death of distance: revisiting distance effects on regional price dispers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0，403–413。
Khandelwal A K, P K Schott and S-J Wei（2013），“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2169–2195。
Manova, K., Zhang, K., 2012. “Export prices across firms and destination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379–436。
Martin, J（2012），“Markups, quality, and transport cost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56，777–791。
Melitz, M J,（2003），“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a 71，1695–1725。
Takechi, K（2015），“The Quality of Distance: Quality sorting, Alchian–Allen effect, and geography”，RIETI Discussion Paper 15-E-018。
本文与 Vox EU合作发表。刊发本文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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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zutaka Takechi，Hosei University经济学院教授；RIETI研究员。
图片：一艘货船停靠在巴拿马城的米拉弗洛雷斯船闸处。REUTERS/Carlos Jas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