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正日益受到关注，部分得益于“格蕾塔·通贝里效应”
它为应对当今环境与社会挑战提供了最佳机遇
世界经济论坛正在发布一份新的《达沃斯宣言》
我们希望实现怎样的资本主义？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若要让我们的经济体系惠及子孙后代，我们就必须正确回答这个问题。
一般而言，我们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第一种是“股东资本主义”，为大多数西方企业所奉行，其主张企业的首要目标应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第二种是“国家资本主义”，由政府负责确定经济发展方向，这种模式已在许多新兴市场崭露头角，中国尤其如此。
但与前两种模式相比，第三种模式更值得推崇。“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是我半个世纪前首次提出的模式，它将私营企业定位为社会的受托者，显然是应对当今社会和环境挑战的最佳方案。
股东资本主义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20世纪70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并在随后几十年间将影响力扩展至全球。它的崛起并非毫无益处。在其鼎盛时期，全球数亿人生活富足，追求利润的企业开拓了新市场，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但这并非全部。股东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上市公司不仅是追求利润的实体，也是社会有机体。再加上金融业要求提升短期业绩的压力，对利润的单一追求使股东资本主义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许多人意识到，这种资本主义形式已难以为继。问题是：为什么人们的态度直到现在才开始改变？
格蕾塔·通贝里效应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格蕾塔·通贝里效应”。这位年轻的瑞典气候活动家提醒我们，鉴于现行经济体系在环境方面不可持续，继续坚持这一体系就等于背叛子孙后代。另一个相关原因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不再愿意为那些除了股东价值最大化之外毫无其他价值观的公司工作、投资或消费。最后，高管和投资者也开始认识到，他们自身的长期成功与客户、员工和供应商的成功密切相关。
因此，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兴起。这种方向转变早就该发生了。早在1971年，我就首次阐述了这一理念，并创立世界经济论坛，帮助商界和政界领袖将其付诸实践。两年后，论坛年会与会者签署了《达沃斯宣言》，阐明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负有的主要责任。
如今，其他人终于也加入了“利益相关者”议题的讨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游说组织——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宣布今年将正式拥抱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投资者寻求将环境和社会效益与财务回报相结合的途径，所谓的影响力投资也日益受到关注。
达沃斯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我们应抓住这一时机，确保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继续成为新的主导模式。为此，世界经济论坛将发布一份新的《达沃斯宣言》，其中指出，企业应公平纳税，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在全球供应链中维护人权，并倡导公平竞争的环境，尤其是在“平台经济”领域。
然而，要维护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原则，企业需要新的衡量指标。首先，新的“共同价值创造”指标应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目标纳入其中，作为标准财务指标的补充。值得庆幸的是，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支持下，一项制定此类新标准的倡议已经启动，由国际商业理事会主席、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莫伊尼汉牵头。
需要调整的第二项指标是高管薪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管薪酬一路飙升，主要是为了使管理层决策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在新的利益相关者范式下，薪酬应与衡量长期共同价值创造的新指标相一致。
最后，大型企业应认识到，它们自身也是我们共同未来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显然，所有企业仍应发挥核心竞争力，保持创业精神。但它们也应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改善其所处的世界。事实上，后者应当成为企业的最终宗旨。
领导者面临的绝佳机遇
还有别的道路吗？国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会说，它同样追求长远愿景，近期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尤其是在亚洲。但国家资本主义或许适合某一发展阶段，也应逐步演变为更接近利益相关者模式的形态，以免从内部滋生腐败。
如今，商界领袖迎来了绝佳机遇。通过赋予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切实内涵，他们可以超越法律义务，履行对社会的责任。他们可以推动世界更接近实现共同目标，例如《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所阐述的目标。如果他们真的想在世界留下印记，就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