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技术、科学和艺术——是否可以从动物行为中找到根源，并由此得到进化上的解释？30年前我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此后一直致力于寻找答案。
许多动物会使用工具、发出信号、相互模仿，也拥有对往事的记忆。有些动物甚至会形成习得的传统，例如食用特定食物或唱某种歌曲；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类文化相似。
但人类的心智能力远非如此。我们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中，社会由以语言编码的规则、道德规范和制度组织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我们发明了飞行器、微芯片和疫苗。我们创作了故事、歌曲和十四行诗。我们曾在《天鹅湖》中翩翩起舞。
发展心理学家已经证实，在应对物质世界方面（例如空间记忆和工具使用），人类幼儿的认知技能已经可与成年黑猩猩和红毛猩猩相媲美。而在社会认知方面（例如模仿他人或理解他人的意图），幼儿的心智能力要复杂得多。
沟通和合作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差距。所谓猿类能够产生语言的说法经不起审视：动物可以学会符号的含义，并把简单的词语组合起来，却无法掌握句法。实验还表明，猿类合作的意愿远不如人类。
随着比较认知研究的进展，科学家如今确信，其他动物并不具备隐藏的推理能力和认知复杂性，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智力差距确实存在。那么，人类心智这种非凡而独特的能力是如何进化而来的？
最近，一项大规模跨学科研究破解了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进化之谜。答案出人意料。事实证明，我们这个物种最非凡的特征——智力、语言、合作和技术——并非为适应外部环境而进化而来。相反，人类是自我塑造的生物，我们的心智并非只是为了文化而建构，更是由文化塑造而成。换言之，文化改变了进化进程。
动物行为研究带来了关键发现：尽管社会学习（模仿）在自然界十分普遍，动物在选择模仿什么以及模仿谁时却十分挑剔。只有在准确、高效的情况下，模仿才会带来进化优势。因此，自然选择应会促使大脑形成有助于提高社会学习准确性和效率的结构与能力。
与这一预测一致，研究发现行为复杂程度与脑容量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与脑容量较小的灵长类动物相比，脑容量较大的灵长类动物更常创造新的行为、模仿其他动物的创新，并使用工具。对高智力的选择几乎肯定源于多种因素，但近期研究表明，猴类和猿类为了应对复杂社会环境而形成的智力，随后又经历了范围更有限的选择，形成了类人猿、卷尾猴和猕猴的文化智力。
那么，为什么大猩猩没有发明脸书，卷尾猴也没有建造宇宙飞船？要达到如此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光有文化智力还不够，还需要累积文化，也就是各种改进随着时间不断积累。这要求信息传播达到只有人类才能实现的准确程度。事实上，社会传播准确性的小幅提升，就会大幅增加文化的多样性和延续时间，也会催生风潮、时尚和从众行为。
我们的祖先能够实现如此高保真的信息传播，不仅得益于语言，也得益于教学——这种实践在自然界十分罕见，却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只要我们认识到教学所采取的那些不易察觉的形式）。数学分析表明，虽然教学通常很难进化形成，但累积文化会促进教学。这意味着教学与累积文化协同进化，造就了一个能在各种情况下教导亲属的物种。
语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有证据表明，语言最初进化是为了降低教学成本、提高教学准确性并拓展教学范围。这一解释说明了语言的许多特性，包括其独特性、强大的概括能力，以及语言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这一事实。
支撑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所有要素——脑化（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增大）、工具使用、教学和语言——都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点：促使它们进化的条件，是文化活动通过选择性反馈创造出来的。理论、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都证明，一种共同进化的动态过程——社会传播的技能引导自然选择，进而塑造人类的身体结构和认知能力——至少在过去250万年里一直支撑着我们的进化。
我们强大的模仿、教学和语言能力也推动了个体之间空前水平的合作，创造出有利条件，不仅促进了互惠和互利等长期存在的合作机制，也催生了新的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基因与文化的共同进化塑造了一种心理特质——一种教导、说话、模仿、仿效和建立联系的动机——这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
进化分析也揭示了艺术兴起的原因。近期研究以舞蹈的发展为例，解释了人类如何随着音乐的节拍而动、与他人同步行动，并学习由一系列动作组成的长段舞蹈。
人类文化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界的其他成员。理解文化的科学基础，能加深我们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也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为何进化成如今这个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