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层面的行动既能推动变革，也可能阻碍变革。
• 系统性变革的现实往往令慈善家和投资者疏远。
• 要支持系统性变革，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资助架构。
2020年，系统性变革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疫情暴露出政界人士、各类机构和医疗体系的种种缺陷。气候行动的进展被抛诸脑后，依然慢得令人担忧。财富不平等持续加剧。性别平等似乎还要再等一百年才有可能实现。黑人仍不断死于警方羁押期间。
浏览你最喜欢的组织（无论是私营还是公共组织）的博客，很可能会看到一篇呼吁采取行动解决这些系统性问题的文章；这类文章往往满篇愤怒，却很少谈及具体做法。
那么，我们不妨更进一步，务实地讨论究竟应该做什么、如何去做，以及为什么迄今为止还没有做到。利他主义者联盟最近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基于一项覆盖23个国家、调查全球基层活动人士观点的研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特别关注慈善事业能如何助力真正的变革。以下是我们的分析摘要。
系统性变革每天都在发生
首先，让我们揭开这个术语的神秘面纱。
系统性行动所需的诸多要素并不是什么秘密：社会运动、有远见的领导者、政治压力、有感染力的叙事、科学技术进步、公众意识的演变，以及资金。
这些要素经常汇聚起来，为进步派和保守派的事业提供助力或阻碍变革。这就是如今女性能够投票、同性伴侣能够结婚的原因。美国的枪支立法尽管在民调中获得压倒性支持，却仍陷入停滞，这也是同样的原因之一；全国步枪协会深谙系统性行动之道，并强烈反对相关立法。
变革纷繁复杂，也充满政治性；归根结底，我们许多人并不想面对它
慈善事业过去曾成功推动系统性变革。福特基金会自20世纪50年代起支持民权运动，就是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
然而，对于许多有志于推动变革的人来说，真正的变革复杂且需要长期投入，这始终是个难题。没有多少现成方案可以照搬，也没有多少轻松上镜的机会或可在年度报告中展示的可预测数字。一路上还会有许多起伏。
更大的问题在于，有意义的变革必须触及政治，并由此改变社会中的权力平衡。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我们的样本显示，71%的受访者认为影响力投资及类似活动能够创造本地双赢局面，但只有22%的人认为这些活动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
遗憾的是，仅靠双赢交易无法推动社会进步：短期内，一些群体需要让出部分权力和控制权，其他群体才能有所获益。许多慈善家和投资者难以接受这种观点，原因不难理解。
这需要一种新型领导者，以恰当的方式创造价值
因此，2020年的变革推动者必须拥有强烈的内在动力，源于坚定的核心信念、对问题的切身经历、解决看似棘手挑战的抱负，和/或为后代留下遗产的愿望。
这些领导者需要善于建立联盟。对许多资助者来说，一个令人难受的数据是：受访活动人士中，只有三分之一认为捐赠者带来了非财务价值，而四分之三的资助者认为自己确实做到了。一种解释是，有些捐赠者把附加价值等同于主动提供建议、监督以及繁重的报告要求。活动人士则认为，附加价值意味着为他们打开大门、牵线搭桥。
如果变革推动者希望亲力亲为，就必须能够把气候行动团体与俄罗斯态度友善的立法者联系起来，或促成墨西哥北部的反女性杀害组织彼此协作，并让它们接触来自丹麦的资助者，随后退到一旁，让关系自行发展。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若要开始声称自己在“创造价值”，我们就必须做到。
这需要一种新的投资模式
改革教育体系必须与改善地方治理、减少腐败以及和当地不同社会群体建立联盟同步推进；否则就会失败。街上的汽车越多，空气就越不清洁，城市儿童肥胖问题也越严重。在万物相互关联的世界里，人们该如何着手行动？
精明的金融投资者会通过分散投资来应对市场的复杂性。她不会自以为能靠挑选个股来预测和掌控市场，而是明智地对这种能力保持怀疑。慈善事业应从中汲取启示，尽可能支持前文提到的各类变革要素。下表展示了一种投资组合配置示例，大致类似于典型营利性养老金基金的结构。具体比例会因个人的风险承受意愿和其他因素而有很大差异。
这需要信任基层运动
从国际红十字会到基层酒驾防治宣传活动，社会运动对改变世界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组织形式。有关整体捐赠中有多少流向这些团体的数据稀少且不可靠。多数估算认为，全球占比不超过1%或2%。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资助关系也必须随之改变，为活动人士留出空间，让他们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普通基金会的大部分工作，是处理资助申请、各类报告和监督机制，以协调捐赠方与受助方的关系。系统性投资者的大部分工作，则是主动寻找投资机会，并在之后评估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在此期间，合作组织可以独立开展工作。
资助者与社会运动之间建立的系统性、基于信任的伙伴关系，应当是这样的：
真正的变革令人着迷、振奋，慈善事业能够显著加快其进程。但与此同时，要让人接受它也非常困难。它会削弱我们的权力和特权，要求我们持续学习、自我提升，并保持耐心与谦逊。它敦促我们走到实地开展研究，而不是坐等提案上门。它要求我们创造真正的价值、采用新的投资组合构建方式，并建立基于信任的伙伴关系。即便如此，我们的举措仍可能惨败。我们能得到的回报，只是那种做了极有意义之事的感受，以及那些特别的时刻——仿佛亲眼看着一个社会实时进步。因此，对于当今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并非谜团；我们只需要有足够多愿意且能够付诸行动的资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