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年，美国在实现婚姻平权方面进展极快。2004年，马萨诸塞州成为首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此后，越来越多的州批准婚姻平权，直至美国最高法院于2015年作出裁决，在联邦层面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婚姻法的这些修订是否是一场对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产生深远影响的革命？还是仅仅正式承认时代已经改变，却没有带来实质性后果，只是增加了结婚（和离婚）许可？
有理由认为，同性婚姻合法化可能带来重大的经济影响。过去类似的改革——例如通过单方离婚法——大幅提高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Fernández 等，2014）。另一方面，影响也可能很小。LGBT活动人士在过去二十年取得了多项成果，使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持续、逐步改善，而如今这种变化也会反映在法律中。
同性婚姻合法化对就业的影响事先也难以确定。婚姻权可能增强了伴侣间的承诺（Badgett，2009），降低了经济不确定性，并带来了税收、医疗保险福利和收养法律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使一些同性伴侣中的双方都不再就业。
相反，恐同情绪虽然常被低报，但仍然普遍存在（Coffman 等，2017）。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经常遭受雇主、消费者和同事的歧视（Plug 等，2004；Carpenter，2007；Drydakis，2009）。研究人员已经记录了美国承认同性伴侣关系后，人们态度和社会规范的改善（Keitzer 等，2014；Tankard 等，2017），欧洲也出现了类似改善（Aksoy 等，2018）。更广泛而言，民权立法能够影响雇主所感知的社会习俗（Donohue 等，1991）。因此，同性婚姻合法化可能推动社会规范转变，减少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进而提高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就业率。
同性婚姻合法化对就业的积极影响
在一篇新论文中，我使用2008年至2016年美国规模最大的可用调查（美国社区调查）的数据，将已引入婚姻平权州的同性伴侣，与尚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州的同性伴侣进行比较。根据这些比较，我得出结论：同性伴侣中的个人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后双方都就业的可能性更高。就业率增加了2.4个百分点，与通过单方离婚法（Stevenson，2007）或引入避孕药（Bailey，2006）所产生的影响相当。
我发现，家庭户主及其配偶或未婚伴侣各自的就业概率也出现了类似增长。分别考察男同性伴侣和女同性伴侣时，我没有发现任何差异。按时间比较同一州内的异性伴侣和同性伴侣，也得到了类似结果。此外，我发现同性伴侣的积极经济成果并非以异性伴侣家庭为代价：同性婚姻立法前后，异性伴侣的就业水平保持稳定。
我还进一步分析发现，婚姻平权实施后，同性伴侣更有可能从事全职工作，每周工作时间也更长。颇令人意外的是，婚姻范围扩大后，男同性伴侣和女同性伴侣似乎都没有更倾向于生育子女。我没有发现人口大量迁往同性婚姻合法化州的证据。最后，如图1所示，使用收入与项目参与调查（SIPP）的另一组数据也支持主要发现。此外，法律变更前的所有估计值在统计上均与零无显著差异。这些结果排除了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实际上是由一般人口态度变化所驱动的假设，即这种变化发生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
歧视是背后的作用机制
我提供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同性婚姻合法化降低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从而提高了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的就业水平。
估计的就业增长似乎并非集中在已婚同性伴侣中，而是也出现在未婚同性伴侣、单身人士以及隐藏性取向的“未出柜”同居者中。同性婚姻合法化后，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在男性占主导的职业（包括历史上对同性恋者不宽容的蓝领工作）中的比例有所上升（Plug 等，2014）。同性婚姻合法化后，谷歌上针对恐同词语的搜索量大幅下降，而且这种下降持续了很长时间。
政策结论
与过去几十年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增长类似，同性婚姻合法化提高了同性伴侣融入劳动力队伍的程度。如果美国劳动力人口中占5%（对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人口的粗略估计）的人群，就业概率提高2%，可能会使就业人数增加16万。
因此，同性婚姻合法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更有效地配置人力资本。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最近已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或正在考虑修改婚姻法。与此同时，在非洲和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同性恋仍遭排斥或仅受到勉强容忍。印度刚刚废除了已有150年历史的殖民时期鸡奸法。本文指出，这类法律可能影响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并为支持婚姻平权提供了经济依据。
本研究还表明，美国机构对同性伴侣的法律承认并非空洞言辞，而是一项有力举措。每一项立法决定都向雇主、同事、消费者和LGBT群体成员传递了一个信号：社会规范已经改变，歧视不再被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