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因素引发了人们对战后秩序现状的担忧：包括中国复兴、俄罗斯的破坏稳定行为、中东持续动荡，以及人工智能影响日益深远等。
然而，最大的焦虑或许源于这一秩序主要缔造者美国态度的变化。在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美国对参与其中能带来的净战略收益提出质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种质疑从未如此强烈。
这一判断是参加年度会议者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会议由三边委员会于上个月在新加坡举行。
与会者虽然讨论了特朗普本人，但大多主张拓宽视野：这位总统借力于一系列早在他胜选前就已汇聚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很可能在他离任后仍将持续。
首先，令大多数美国人日常忧心的问题，与外交政策建制派讨论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方式之间，脱节日益明显。《华盛顿邮报》国家安全记者格雷格·贾菲在2017年年中指出：“维持由美国主导、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主张]，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充其量毫无意义；最糟糕的情况下，它[听起来]像是没有灵魂的全球主义。”
较少受到关注的是建制派人士彼此之间的沟通鸿沟：兰德公司的一组分析师在2016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秩序在美国战后大战略中处于核心地位，但不同观察者对‘秩序’一词的用法各不相同。对于什么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人们并没有一个一致且广为理解的定义。”
只要那些呼吁重新承诺维护战后秩序的人，对其活动范围的界定不同、优先事项各异、衡量其成效的标准也不一样，他们就很难在内部形成连贯的论据，更不用说对外传达有说服力的信息了。
信息传达不力并非唯一问题；美国人也在质疑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所获得的回报。美国的参与涵盖广泛活动，从救灾到幕后外交，但其中大部分并不会成为新闻。相反，许多美国人主要从军事行动的角度理解美国的国际参与，而美国在21世纪初的军事行动记录并不理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导致近7000名美国士兵丧生，另有超过52,000人受伤，同时使美国债务增加了约2.1万亿美元。
尤其考虑到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人们不禁会想，这笔钱原本可以如何用于改善美国基础设施，或扩大美国人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
财富日益集中
战后时期，美国经济增长了惊人的80倍，但增长成果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纽约时报》 报道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四分之三的美国劳动者一生的收入都没有变化。”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埃马纽埃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计算得出，1980年，“收入最高的1%成年人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50%成年人的27倍”；到2014年，这一差距已达到81倍。
然而，或许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叙事的一大支柱——向上流动——似乎日渐岌岌可危：斯坦福大学的拉杰·切蒂领导的团队认定：“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只有一半长大后（按实际价值计算）的收入超过父母”，低于“1940年出生的孩子中92%”。自动化很可能会加剧这些趋势：贝恩公司的宏观趋势研究组最近一份报告预测，自动化可能会消除美国目前20%至25%的工作岗位，“对中低收入劳动者的冲击最大”。报告警告说：“在受到自动化负面影响的大多数劳动者与从中受益的少数高技能劳动者之间，差距日益扩大，很可能会大幅加剧收入不平等。”
美国民粹主义再度兴起，部分由经济趋势推动，但三边委员会即将卸任的北美主席约瑟夫·奈提醒我们，文化焦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失去工作、受到外国竞争冲击的地区似乎往往支持特朗普，”他解释说，“但失去地位的年长白人男性也支持他，因为其他人口群体的力量正在上升。”美国人口普查局上个月报告称，美国“非西班牙裔、单一种族白人人口预计将在未来几十年减少，从2020年的1.99亿降至2060年的1.79亿”；与此同时，“两个或更多种族人口”预计将成为增长最快的群体。
至少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爱德华·卢斯称之为“对尊严的渴望”。他警告说：“当人们不再相信社会公平对待自己时，他们就会陷入更深的不信任文化。”这类情绪并非现代社会独有——早在四十多年前的1975年，三边委员会就发布了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告，题为《民主的危机》——但在社交媒体时代，这些情绪显得更为突出。那些认为政府为了全球化而牺牲了自己的人，如今可以彼此联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放大彼此的声音。
美国人尚未转向孤立主义；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去年4月指出，即使在特朗普时代，“各政治派别中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表示，美国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特朗普当选表明，决策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一比例会一直维持：如果他们不更加重视国内复兴，也不缓解公众对全球化影响的广泛焦虑，战后秩序昔日的支柱或许会因国内压力而放弃其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