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政策制定者必须着力降低绿色项目的风险，并提高污染性投资的成本。
许多举措现在就为行动提供了机会，包括哈佛肯尼迪学院提出的新提案，世界银行正在研究这些提案。
此类努力对于实现“绿色平价”至关重要，即可持续投资机会在商业上与“棕色”替代方案同样具有吸引力。
每年春季，各国央行行长、财政与发展部长、商界领袖和政策专家都会齐聚华盛顿，讨论全球关切的问题。在2023年4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讨论和行动计划都指向同一目标：为新兴市场提供公平且足够快速的能源转型融资，以维持《巴黎协定》的目标。到2030年，每年需要4至6万亿美元的投资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截至最近一次统计，我们仍只处于数千亿美元的水平，由此留下了一道‘气候融资缺口’，华盛顿这一周的会议即便成功，也无法填补。
填补这一缺口需要公私部门深度协作，其规模为数万亿美元，远超各国政府目前有望达到的水平。以一个极端但仍然不足的例子来说，即便所有多边开发银行都将全部资金用于绿色转型，也只相当于所需资本的4%。另一方面，仅1.4%的全球私人金融资产（估计达410万亿美元）就已绰绰有余。
增加气候投资的需求（其中大部分必须来自私营部门资本）在新兴市场最为迫切。这些经济体将在未来30年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据预测，从现在到2050年，它们的增长速度将接近七国集团国家的两倍。这对全球繁荣是好事，但对排放却不利，因为这些国家高度依赖煤炭等碳密集型能源。
但高排放并非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唯一问题。新兴市场的债务总额正处于50年来的高位。这会限制政府行动从而威胁经济增长，并危及新绿色融资的流动。在6320亿美元的全球气候融资（2019/2020年）中，75%流向了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高企，加上发展中国家风险较高，意味着若无公共行动，私人融资可能会收缩而非增加。
随着官员本周齐聚华盛顿，人们对一系列拟议改革寄予厚望，若能实现，或将改变全球金融架构。首先，春季会议将讨论世界银行的改革问题，包括《布里奇顿倡议》，这是由巴巴多斯总理米亚·莫特利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倡导的计划，旨在改造国际金融体系。这些讨论将为今年一系列谈判定调，并在6月于巴黎举行的莫特利－马克龙“新全球金融契约峰会”以及11月的COP28达到高潮。
因此，如果开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仅相当于所需资本的4%，春季会议如何推动明智的公共政策，确保全球增长不仅稳健，而且绿色？答案是激励私人投资流向我们希望的领域，并抑制私人资金流向我们不希望的领域。换言之，政策制定者需要将绿色投资的企业考量从单纯的伦理和社会责任，转变为经济上的必然要求。
在绿色投资中实现绿色平价
当管理者和投资者决定将资本配置到何处时，决策取决于风险调整后的回报。如果某个项目或企业在可比或更低的风险水平下产生更高的回报，资金便会流向那里。这对绿色转型意味着什么？
绿色投资需要降低风险或提高回报。与此同时，化石燃料投资必须降低盈利能力或提高风险。当全球投资达到我们所称的“绿色平价”时，即可持续项目的风险调整回报上升，以匹配污染性投资下降的回报，市场力量将推动数万亿美元流向全球能源转型。
公共融资机制与碳市场的作用
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现成的解决方案来实现绿色平价。一项新提案，由哈佛肯尼迪学院提出，例如，它以已最终确定的《巴黎协定》第6.2条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创造影响力的新方法。第6条确立了在主权层面转让碳信用的框架；一国的减排量可以计入另一国的《巴黎协定》目标。这有可能增加流向新兴市场的资本，因为较富裕的国家会为履行其《巴黎协定》承诺而在海外资助脱碳。第6条还可能推动气候目标的总体雄心，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于最有效的减排，同时仍保障本国的能源安全与可负担性。
哈佛提案的优势在于：本议程评论的作者之一是其合著者。与第6条和碳市场的传统做法不同，投资者只有在降低项目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程度上才能获得碳信用。这激励了以更低成本投资于风险更高的项目，因为更多的优惠性投资可获得更多第6条信用。世界银行目前正在研究并实施哈佛提案，并计划在COP28进行试点。通过第6条或其他任何方式为绿色投资提供低成本融资，将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自由现金流并降低风险。降低资本成本还会增加可用于支付商业投资者的资金，提高项目回报并激励私人投资兴趣。
如果说降低项目风险是绿色投资的胡萝卜，那么政策也必须施加大棒。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或新加坡碳税等新举措，会产生一种“碳负债”，企业须按排放量比例支付。在此背景下，哈佛论文描述了一种对第6条的私营部门方法，该方法建立在围绕碳定价的丰富学术文献基础之上。在私营部门方法下，政府通过允许以碳资产（即第6条信用）抵偿“碳负债”，将第6条信用的获取外包给私营部门。将碳定价扩展到更多司法管辖区和更多行业，对于降低高排放行业的回报至关重要。允许企业以第6条信用付款，可确保筹集的资金最有效地补贴绿色项目。
慈善融资的作用
从“绿色平价”等式的另一端来看，与绿色投资相关的风险必须被压低。许多高排放的新兴经济体在国内将无法提供公共或私人资本来为其能源转型提供资金。与多个国际行为体合作以吸引外国投资，存在固有的协调难题，而更具耐心的优惠贷款或赠款（例如慈善资本）可以克服这一难题。
一个新兴的范例显示了慈善捐助如何支持多方行为体的协调，即通过“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s）。该机制为政策制定者、发展行为体和私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其捐助得以协调一致，并提高可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储备的透明度。慈善机构可以在这类多利益相关方、公私合作机制中发挥更强、更有意义的作用，以支持新兴经济体为其能源转型融资。
尽管2021年慈善捐助总额达8100亿美元，但只有2%流向了气候项目。世界经济论坛的“助力地球行动捐赠”（GAEA），是一个由慈善机构、学术机构、企业和公共组织组成的联盟，将于2023年确定慈善捐赠在何处能发挥最大作用，以帮助调动每年从公共和私人来源所需的3万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
2023年是以绿色平价为目标的一年
政策制定者、开发银行和气候金融专家已将2023年定为重塑国际金融体系、以落实气候行动的一年。他们的任务明确：以新兴经济体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平价为目标，这本身将促成私营部门投资的阶跃式增长。只有当政府、多边金融机构和私人金融合作伙伴在实地落实投资，以实现低碳能源转型，这一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