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核武器被视为对地球上人类生命的最大威胁。乔纳森·谢尔的著作 《地球的命运》 （1998年）或许最清晰地向大众阐明了这类武器带来的危险与恐惧。他将核浩劫之后的生活称为“昆虫与青草的共和国”。
如今，世界面临着另一种由我们自己造成的全球威胁：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记录了 若不遏制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今年11月，世界各国将 在巴黎会晤 ，试图制定一项适用于2020年之后的全球气候协议。
通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达成的几项成功的战略军备控制协议，核战争威胁大幅降低。
这些旨在应对全球威胁的成功协议——如果它们确实能说明什么的话——能告诉我们哪些有关气候变化协议及其成效的道理？
核条约简史
1972年5月26日，美国和苏联签署了两项战略军备控制条约： 《关于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 （“临时协定”）和 《反弹道导弹条约》，作为 限制核武器持续谈判 的一部分。
在临时协定中，两个超级大国首次同意限制各自可部署的进攻性核武器数量；与此同时，导弹条约限制了防御性武器的数量。这一点同样重要，其依据是承认相互脆弱可以带来战略稳定。
第二项协议 于1987年由美国和苏联达成，销毁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核武器和常规陆基弹道导弹及巡航导弹。
1991年7月底，美国和苏联签署了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START）。该条约历经九年谈判，首次要求削减部署在战略进攻性武器上的弹头。条约规定，美国将其弹道导弹弹头削减约38%，苏联将其导弹削减48%，以达到相同水平。
START II于1993年签署，START III于2002年签署。最新一项START协议于2011年签署。自1986年雷克雅未克峰会奠定START基础以来，俄罗斯和美国核武库中的核武器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
它们为何奏效？
所有这些协议都是为应对全球威胁而制定的——核战争及可能发生的核浩劫。危险明确而迫在眉睫，且持续数十年。公众也越来越能够（并且很容易）理解这一危险。
这种危险看得见：导弹接受检阅、进行试验、投入部署。恐惧感，尤其在欧洲，几乎令人切身感受到。公众支持这些协议。
书籍和电影也发挥了作用。诸如 《后天》 （1983年）和 《遗嘱》（1983年）这样的电影，以及乔纳森·谢尔的 《地球的命运》（1988年）和海伦·考尔迪科特的 《导弹之妒》 （1986年）等极受欢迎的书籍，助长了公众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
反核武器的公众示威成为具有标志意义的全球时刻。
这些协议并非多边协议；参与方数量很少。技术问题往往很复杂，但需要谈判的事项范围十分明确。目标也很清楚：削减核武器，或制定确保不使用核武器的战略。
当然，也存在成功的多边核武器协议——例如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NPT），共有189个国家缔约。然而应当指出，仅有条约本身并不能阻止核武器 扩散 、保留这类武器，当然也无法消除获取它们的意愿——这正是缔约国数量众多的原因。
气候问题上能否奏效？
这些军备控制条约表明，少数国家能够就影响地球未来的事项达成一致。它们还表明，如果危险明确而迫在眉睫，且公众清楚了解并认可相关问题，就会有所助益。
活动人士、350.org创始人比尔·麦基本谈到核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时， 援引 谢尔的话说：“对我们这个物种以及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生存威胁，增添了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维度。”
或许，与其达成全球协议，不如由少数缔约国之间达成气候协议。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提出了一种多层次的 解决方案 ：
“要在全球层面迅速启动一个有效、高效且公平的温室气体减排体系，其可能性似乎非常低。鉴于威胁的严重性，如果仅仅因为相关政策不具备全球规模，就在尝试多层级政策之前，单纯等待全球层面的这些问题得到解决，这并非合理的立场。”
近期的一个例子是2014年美国与中国达成的气候 协议 。美国承诺（但不受法律约束）到2025年将排放量较2005年水平最多削减28%。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停止排放增长。中国和美国合计占全球排放量的42%。
如果世界 四大排放国——中国（28%）、美国（14%）、欧盟（10%）和印度（7%），再加上俄罗斯和巴西——达成协议，将涵盖全球约70%的排放量。
然而，对许多公众而言，气候变化威胁不像核战争威胁那样令人切身感受到；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方面进展不足。
本文与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布。发布本文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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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维·霍奇金森是西澳大利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丽贝卡·约翰斯顿是澳大利亚圣母大学法学院兼职讲师。
图片：2008年7月7日，南半球冬季期间，阿根廷南部圣克鲁斯省巴塔哥尼亚地区埃尔卡拉法特市附近，佩里托莫雷诺冰川的一侧意外崩裂，冰块碎片脱落。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