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仅占地球表面的1%，却拥有已绘制的全球物种丰富度的20%以上。
若要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保护这些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至关重要。
对于一些濒临灭绝的物种而言，世界遗产地已成为最后一道防线。
该研究呼吁增加对《世界遗产公约》的投入，以帮助其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这项研究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性。这1,157处遗产地不仅在历史和文化上十分卓越，而且对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多样性、维持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扰动也至关重要。
奥德蕾·阿祖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首次对物种状况和趋势进行的评估显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仅占地球表面不到1%，却拥有已绘制的全球物种丰富度的20%以上，其中包括75,000多种植物（含树木）以及30,000多种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
由于全球超过一半的哺乳动物、鸟类和石珊瑚物种集中于此，这些遗产地成为推动科学知识进步的卓越天然观测站。它们也是新的环境保护倡议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
世界经济论坛在自然保护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气候与自然中心帮助领导者理解气候、自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它提供了一个平台，用于探索在planetary boundaries（星球边界）范围内支持韧性与繁荣的路径。
通过促进跨部门和跨地区的合作，该中心支持合作伙伴将共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气候与自然解决方案。
抵御灭绝的最后一道防线
《世界遗产公约》为全球一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为重要的遗产地提供最高级别的国际保护。据估计，这些遗产地保护了超过20,000种受威胁物种，包括多达三分之一的大象、老虎和大熊猫，以及至少十分之一的大猩猩类、狮子和犀牛。
对于一些濒临灭绝的物种而言，世界遗产地已成为最后一道防线。这里是全球仅存的所有爪哇犀牛、vaquita（加利福尼亚鼠海豚，全球最小的鲸类）和粉红鬣蜥的栖息地，同时也是超过一半的苏门答腊犀牛、苏门答腊猩猩和山地大猩猩的栖息地。
《世界遗产公约》推动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开展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些利益攸关方包括当地居民、国家和地区主管部门、国际组织等，并由此取得了许多保护成功的案例。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齐兰加国家公园（印度）和奇旺国家公园（尼泊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以来，所采取的行动使印度犀牛的数量增长了一倍多，达到约4,000头。
人类与生物多样性紧密相连
生物多样性带来的益处不可胜数，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内多样的生态系统为人类维持重要的环境服务，例如保护水资源，并通过可持续活动提供就业和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还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因为许多文化遗址（包括城市地区的遗址）同样能够保护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并可成为遏制自然丧失努力中的盟友。
立即行动的时间正在流逝
然而，当务之急是加强保护措施：全球气温每上升1°C，都可能使面临危险气候条件威胁的物种数量翻倍。鉴于这些遗产地作为重要生物多样性热点的作用，公约缔约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
世界遗产地是实现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全球目标的关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成员国在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s）中优先考虑世界遗产地，因为这些遗产地是推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落实的关键。本研究为遗产地管理者采取必要行动以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额外工具。
到2025年，所有世界遗产地管理者都将接受气候变化适应策略培训；到2029年，所有遗产地都将制定气候适应计划——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于2022年11月在该公约50周年纪念活动上宣布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感谢国际保护协会、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CI）、国家生态分析与综合中心（NCEAS）、亚利桑那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为本研究做出的贡献。
